持續的宗教改革

幾將五百年了。

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一名眇小教士馬丁路德，在一個新創立不久的大學教堂門上，釘上了所謂“九十五條論題”，邀人公開辯論贖罪券的事。這樣的學術辯論，不是罕見的事；沒有人參加，也不為希奇。不過，這不為人注意的辯論，連教皇也以為是茶杯裏的風波，卻馬丁路德把那論文印刷了，發送出去，成為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幾乎顛覆了羅馬教皇的寶座。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不僅是西方宗教界的大事，也影響歷史文化，是現代歷史的分水嶺。

黑格爾(Georg W.F. Hegel,1770-1831)說：“人不能超越歷史環境，正如不能跳越自己的影子。”他又說：“不受大眾意見拘囿，是在生活中或科學上任何偉大成就的正式條件。偉大的成就，將被大眾意見認知，感戴接受；不過，後來會成為他們自己的成見。”

宗教改革的遠因，該是起於基督教成為國教的時候，君主的詔命，似乎是“一言興邦”，止息了對教會的迫害，而教會所付的代價，則是比起殉道來還為重大。想想看，舉國成為“基督徒”，把異教的文化和價值觀，一股腦兒搬進教會，並且支配教會，該有多麼麻煩！

羅馬成為“基督教國家”，並不代表所有國民的重生，移進神愛子光明的國度；但教職人員，仿佛成了官員，不必忙於傳揚福音，卻把精力用在神學的爭論，或忙於經營豪華的教堂建築。有人把這時期的教會歷史，稱為“救生隊”的轉變：

有一個海邊的救生隊，非常勇敢，冒着風浪救海難的災民，他們有個口號：“你必須出去，不必須回來。”這樣，許多人得救了。後來，他們建起了彩色玻璃窗的大房子，隊員穿上了裝飾華美的長袍，有了繁複的儀式和規矩，但得救的人大為減少了。

就在這時，回教暴興；本來北非洲基督教昌盛，亞歷山大與耶路撒冷和羅馬鼎立，竟爾為回教佔領，並進而侵入歐洲，威脅教會的生存。於是十字軍及建築教堂，成為教會兩大漏卮。

十字軍是烏合之眾，多次勞師動眾，少有成就，沒有甚麼可取的；但他們真正的戰利品，是獲得前失去的古希臘哲學家著作鈔本，敞開知識的門，造成人文主義的思想，向學術界展放。那也是各獨立領主，樂於建立大學的時期；新起的知識分子，傾向於思想的解放。

羅馬教廷，離棄福音的使命，轉而注心自己的事業：心在那裏，財寶也在那裏，投下了無數的資金。既然無以從天上支取，就向信徒蒐求：發賣贖罪券，成為主要的財源。無知的群眾，可以輕易的被欺騙，把他們血汗所得，投進贖罪券販子的聚寶箱裏，換取減免“煉獄”刑期的廢紙：煉獄並不存在，納賄消災的屬地顧念，也不適用於天上的事。

在另一方面，隨着經濟發展，工業漸盛，各領地的主子，不願坐視財富外流到羅馬，供屬世俗的教皇任意揮霍；因此，支持抗羅宗，脫離教皇的軛，成為聰明的選擇。

其中一個例子，是英格蘭的亨利八世。他在宗教改革初期，曾為文衛護七聖禮，獲教皇賜予Fidei Defensor(信仰衛護者)的榮銜，英格蘭錢幣上有F.D.字樣，來歷如此(參頁243)。他的後裔也照樣襲用，連伊莉莎白女王也不例外。但他想離棄妻子，要求教皇宣佈其“婚姻無效”；而偏失寵的王后，是羅馬帝國的皇親，教皇不敢得罪，只得違王之願。於是，亨利憤而改宗，崇奉以前反對的信仰，倒向改革陣營。類似的例子，當然不少，可是不這樣顯明。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等，是神興起的器皿。慈運理強調群體的改革；馬丁路德則着重個人的救恩(參頁26)。不過，為了實際的需要，他們都不忽略信仰與政治的關係。

對於當時德意志宗教改革運動的落實，日耳曼貴族與地方官員的全力支持是十分重要的。路德顯然準備把宗教的尊嚴給予這些統治者，藉此換取他們對宗教改革運動的不斷支持。目的把手段合法化了。(麥格夫：宗教改革運動思潮，頁320)

那些統治者中，偶然也有敬虔的人，但他們當中多是半文盲，有的甚至是文盲，像英國雅各王一世那樣的學者，並不多見。但他們左右的臣僕們，不乏飽學明智之士，那些人往往“出教入相”，還有其他教職人員，對學術相當熱心。他們創立很好的制度，創作很好的教條，但統治者的功利主義觀念，還是操縱一切，最後待統治者一言而決。

在這時期，也興起了中產階級。這批人，不僅是讀書人，也出資支持出版事業。例如：英格蘭的廷岱勒(William Tyndale,c.1494-1536)，從原文翻譯第一本現代英文聖經，支持他在歐洲大陸的旅行，居住，印行聖經，以至在英國買聖經的，都是以新起的工商業人為主。在這裏，我們必須記得：谷騰堡(Johannes Gutenberg,c.1390-1468)在歐洲發明的活字印刷，及時幫助傳播宗教改革的思想，他在梅茵茲(Mainz)的印刷廠，所作的大部分生意，是出版馬丁路德的作品。

路德因被判定為非法，不能出去旅行公開講道，但他的思想卻藉印刷媒介傳播。本來渾渾噩噩的信徒群體，驀地醒覺，關心到救恩，聖經，聖禮，教會與世界的關係。

韋伯(Max Weber,1864-1920)爭議性的名著，抗羅宗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出版已經逾一世紀了，雖然有些要點，還是懸而難定，不過，大家都趨向承認，影響歷史文化進程的，在物質之外，還有信仰的動力，長久被忽略了。

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是說明這複雜關係的一個重要例子。清教徒着重聖經，因信稱義，並整肅個人的罪愆，清除教會不合聖經的信仰禮儀，還把財富當作神賜福的記號。這樣，英國財富集中的倫敦，及議會的多數，都控制在清教徒手中。英王與國會的衝突，在兵戎相見之前，勝負早已先定。但政治上的勝利，並不能永久解決問題。

韋伯指出：清教徒喜歡說，財富本是身外之物，聖徒把它當作輕的外衣，可以隨時脫下來，丟在一邊；但結果是成為鐵籠，牢不可破。這是勝者為囚的特例。

宗教改革對當代及以後的思想，有一定的影響，但並非促使資本主義興起的唯一原因，自然也不能負擔一切俱來的後果。宗教改革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和工業革命連在一起，又加上發現時代，帝國主義的興起，共同形成現今我們生活的世界。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問題，與十六世紀的背景並無不同：宗教人仍然在尋求與當政者妥協，為達目的；人類罪惡仍然存在，所需要的仍然是救恩，那絕非現代的科學所能解決，而且帶來更多的問題。我們唯一真理的標準是聖經，人類唯一的盼望是基督。願教會持定宗教改革的原則，繼續努力。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