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應知返

三十年前，一名年輕女子娜瑪.麥可畏（Norma McCorvey）向法院訴請准許自由墮胎，就是“Roe v. Wade”案，導致墮胎的合法化。據估計：每年約有一百四十萬這樣的不幸事件發生，隨十年來，就有四千二百多萬無辜的胎兒，喪失了生命；更為淫亂開了方便之門，影響不可估計。很多年輕的女子，有了方便的藉口：這是我們的“隱私權”，別人不能過問，未成年的女子墮胎，不必其監護人同意，不必通知父母；因為她有支配其身體的絕對權利。只是未曾想到，嬰兒選擇生存的自由，完全被忽略，被剝奪了。

三十年後，娜瑪已經五十六歲。近來她覺悟自己是罪深孽重的始作俑者，再向法院申請重翻舊案，希望能夠推翻“自由選擇”的決定。她說：“這樣作，整個世界的重擔從肩頭卸下。”這形容良心的壓力，絕對不是輕易的事，人不能忽略。雖然，悔恨已經太晚。

人生活在一個複雜交織的社會裏，很難以說，甚麼是單純個人事件。決定一個生命，更是如此。

從聖經的事例看：

一個寡婦母親，失去了些銀子；後來兒子承認是他偷的，並歸還母親。作母親的用銀子造了個偶像。這似乎是純家庭的個人事件。但後來發展的結果，成為一個支派的犯罪，並整個以色列的問題。（士一七：1—一八：31）

另一個家庭問題：失貞復歸的妾，在基比亞住宿，遭暴徒輪姦致死。結果，興起了大規模的內戰，幾於將一個支派完全毀滅。（士一九：1—二一：24）

這兩個例子，都是從個人事件，釀成大禍。可見沒有甚麼是單純個人事件。

從另一方面看，這表示那時代的罪惡普遍，醞釀成熟，審判即將臨到。如果不發生在以法蓮山地的某個家裏，也會出在別的地方；如果不發生在無名的利未人和他的妾身上，也會發生在別人或別地。綜觀的現象，是“那時，以色列人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二一：25）

二十世紀末的美國社會，正是道德規範淪喪的時代；政府虛謊無信，在國外進行不義的戰爭，人民的生命喪失，數以萬計。凶殘使人的良心麻木了，增加些數字，似乎沒有甚大不了的事。結果，最高法院竟然通過，為了方便“可以殺人”的法案，即使不是“Roe”，也不過被當作別的動物處理，與死在越南叢林中的人，同樣是像廢物般，作無意義的浪費。

當人不重視生命的尊嚴，甚麼事情都作得出來。

一個孩子的生命，絕不可當作隨便的事。

三千多年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埃及的法老王，為了確保不失去那批勞力的供應，強行使以色列人殺死男嬰。敬畏神的收生婆，因信不遵王的命令，使摩西存活（出一：17）；那有信心的父母，把孩子藏了三個月（來一一：23），終於成為神所預備的拯救者，領神的選民出埃及。保存了一個孩子，成就何等的大事！

敬畏神的哈拿，向神求一個兒子，並奉獻給神；長大成為撒母耳，一個轉移時代的士師（撒上一：20），建立了以色列的國度。如果哈拿是個墮胎者，情形將有多大的不同！

誰知道，在被打掉的胎兒中，將有多少個摩西，撒母耳，被無意義的犧牲了？

殺害一個無辜的小生命，不會遇到甚麼抵抗力，似乎是輕易的事。不過，在墮胎事件中，不僅嬰兒是被害者；所留下無休止的悔恨，對其母體的影響，是沉重的，是難以隨着時間消除的。因此，下手的屠夫們，拼命掩蓋這事實，輕描淡寫的說，那不過是“多餘的贅肉”，像割除不方便的瘤子，揮鉗一殺萬事休。如果是婚外或婚前縱慾的結果，更可以不留痕跡。但事實上絕不是那回事。有些被誤導墮胎的婦女，每當殺嬰慘劇的那天，就到小孩子墳墓前獻花致哀。

當然，人不能完全避免作錯誤決定的可能；卻必須對錯誤的決定負責。但是，這決定的錯誤，實在太大了，要成為一生跟隨着的陰影。

不過，我們也不能苛責麥女士一人。因為一個罪惡背逆的世代，罪惡文化已經孕育成熟，某人不出頭去作roe，也有別人去作。因此，教會的責任也更重大。教會應該及時教導正確的倫理觀念，特別是貞操觀念，消除婦女需要登墮胎屠夫之門的機會。這是強身卻病的道理。這是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聖經說：“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箴二四：11）又說：“你當為啞巴[不能自辯的]開口，為困苦和窮乏的伸冤。”（箴三一：8）

還有誰比不能自己講話的胎兒更無辜，更可憐呢？如果胎兒能夠開口，他們會說：“我們也有選擇生存的自由！”“我們要長大成人！”但他們不能說話，更不能出錢找為黃金出賣良心和真理的律師，替他們辯論。神的兒女們，應該站起來，作他們的聲音！

求主感動最高法院的法官們，悔改支持反墮胎；求主感動教會，在孩子們被殺以前，救他們的生命，救他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