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標準

在工商業社會裏，建立標準是最聰明的事；事實上，也都有了標準：至少誰都知道，交通規則的紅燈停止，綠燈前行，或靠哪邊走。這樣，我們出門才覺得安全。如果沒有標準，各人任意而行，誰也不敢上路了。

但在道德上，卻並不是如此。後現代主義的道德相對論，就是叫人失去標準，反以為是進步。聖經說到那種情形：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禍哉！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賽五：20,21）

前蘇聯繪製地圖的首長雅森科 （Viktor R. Yashchenko） 承認說，有五十年的時間，他們故意製造使人迷失的地圖；不僅略去情報機關的位置，更刪除了某些街道，連河流也搬移了。真確的地圖，則保守為”國家機密”！據說，這樣作法，有防止西方間諜的作用，卻使居民和游客紛紛抱怨。莫斯科人以為最可靠的地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出版的。到漸漸可以說真話的時候，真相才透露。（紐約時報，1988年九月三日）

在美國，有另一種的迷失。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後，物質成為唯一追求的目標。到政客們製造出越南不光榮的戰爭，反傳統，反標準，是最流行的事。這表現在奇裝異服，無調音樂，獸塗繪畫，麻醉藥”靈感”，不一而足，惟怪為尚。越戰以”單方宣布勝利，匆匆撤退”結束，但人民心理上留下了首次失敗的創傷。反美學，反道德，仍然有後遺症。所謂”多元文化”的道德觀念，隨着東方宗教的輸入而流行。

“新世紀”運動的特色，就是沒有客觀的標準，欣然接受了業緣的道德相對論。其標榜的條例之一，是素食，戒殺生；這不僅是生活習慣的問題，而成為口號：每將有執行死刑，就有一批好事的人在聚集抗議；只是他們把死刑和凶殺混亂了，以為終止生命就是錯誤的，而厚待因殺人而被判刑的罪犯，卻忽略了對於受害者的公義。他們以為屠殺動物為食是不好的；對於墮胎終止嬰兒的生命，卻靜默不言。他們要救有罪的殺人犯；卻對殺害無辜的嬰兒，視為當然。還有比這更違情悖理的嗎？更糟的是，他們指着”不可殺人”的誡命，說是聖經的吩咐，卻故意忘記：”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六：4,5）這種斷章取義的作法，只是為了選取他們所喜歡的，並不是要遵行神的話。

魔鬼一貫的方法，是錯用聖經，引人入迷誤。基督徒要謹守，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明白神的話，就能夠分辨，免陷入它的網羅。

聖經是我們信仰和生活的標準，使我們知所判斷。

今天的基督徒，往往錯誤引用主耶穌的話：”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太七：1） 就僅根據這一句話，說是主耶穌不叫人判斷，把我們的主弄成道德相對論的創始人。其實，主在同一章聖經，接着就講到：”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着狼皮，裏面卻是殘暴的狼，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太七：15,16） 正是必須認識，判斷，才可以防備。這樣，不叫人判斷的，是叫人不要認出，不要防備，豈不是跟主的教訓違背？對信徒是有益，還是有害？是何存心，不是顯然的嗎？

有了主的話作為標準，使我們能知道人的情形，也知道自己，這樣，就除去了自己眼中的梁木，可以看得清楚。這個衡量的尺度，用來量別人，也來量自己；不是像法利賽人一樣，用不公道的天平，把重擔放在別人的肩頭上，自己一根指頭也不肯動。這是主的真意。

不僅如此，現今的世代，正是需要判斷力的時候。因為撒但欺騙的方法太多了，而且日在增加。單看各樣的廣告，各樣似是而非的道理，就知道判斷有多需要。多年以前就有人說，自從報紙有了廣告，他就不再看報紙。其實，廣告提供的現金價值，固然收買了人的意見，但如人自由獨立的表示其意見，也不就等於真理。我們不能為避免判斷，而掩起眼睛，不看世界上的事。

聖經一向以能“分別是非”（腓一：10，來五：14）為一項好事，是恩賜的功能，是知識的果子。不辨是非是靈裏的無知昏暗，示靈智的瞎子。要立志達到不辨是非的路很簡單，只要無知就行。但誰也不能說這是可羨慕的品德。有光暗，明是非，有絕對的標準。

基督徒是光明之子，必須像他們的主一樣，有絕對的是非原則。英國偉大的基督徒政治家庫頗（Anthony Ashley Cooper, 7th Earl of Shaftesbury, 1801-1885） 說：”在道德上錯誤的，不能夠在政治上正確。”這說明了我們必須堅持原則是非，不能因現實的利害而變通。

現今的政客們，事事要探求民意測驗，或仰大公司和組織的鼻息，隨風轉舵，是追隨多數人的喜歡，而不是領導，根本就沒有近於偉大的可能。

我們需要標準，因為這黑暗迷失的世代，需要引導。我們這些光明的種子，我們基督徒，如果放棄責任，誰能引導世人出離撒但黑暗的權勢，進入主光明的國度？

求主興起祂的兒女，明白真理，有屬天的標準，”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二：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