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藉由信仰的力量，影響人民的行動。政治也是要影響人民的行動，不問其信仰，必要的時候，要經由法律的約制。大部分的原始民族，其部族首領也就是祭司，兼理宗教與政治。在中國，君王稱為“天子”，是“奉天承運”；換句話說，他就是信仰的對象，也就是構成宗教的主要部分。

　　中國的傳統是敬天，天唯有一個，惟天則之，當然該是一神信仰；不過，又因為這天是以人為代表，所以也可說是沒有宗教，或人本的宗教。

　　先秦時期，百家並舉。可是，他們都不稱為宗教，也少談到有關宗教信仰方面的事。經秦統一中國，及漢代秦而興，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張陵就附會道家，衍生道教。後來更被俗化利用，成為五斗米教；更因政治窳敗，張角等人興起黃巾之亂，並且聲勢一時頗盛，促進晚漢的衰敗。後來群雄割據，統合為魏晉。眼見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經過那麽多年，試而不驗，顯得僅是高調而已，並沒有帶來大同，知識分子有理由失望；人事既然不堪問聞，消極的談天說玄，不趟渾水，自然以清為高。

　　接之而來的南北朝，更是篡亂相繼，天理人道，都無法講得清，看似陷入迷茫無望。自印度輸入的佛教，提供一個不解之釋：塵網是由於業緣，輪廻生死，在團團不絕的打圈子。這樣，不必真正對自己的作為負責任，形成道德的相對論。在實際生活上，佛教的僧伽，有他們的禪林名刹，應該安分於遯居山野，不染紅塵；但受他們有的不僅干政，還榮受“國師”之尊，並不會缺乏史例。南北朝變亂相仍，出現夷狄入據中原，沒法排斥印度輸入東來的宗教，有理由導致佛家思想昌盛，有的皇帝還遁入空門。

　　唐太宗早年的作為，使他有理由内疚。雖然道教認老子為先祖，李耳成為皇家的同宗，享有相當方便；但太宗有些像聖經中的古列王（居魯士），對不同宗教兼收並容，以為都能增福，因而多多益善。太宗不僅接受輸入的佛教，也兼收並容各宗各教。所以景教東傳到華，太宗就差代表魏徵出京都長安郊迎，歡喜接受為官方宗教之一。景教的教牧稱為“景僧”，享受禮遇。以後的皇帝也加以寵眷。到安史之亂起，郭子儀率兵平亂時，景僧則積極參與，“為公爪牙，作軍耳目”（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是指中亞以西的人。想來隆鼻深目的波斯人，並不太適合作政府軍的偵探；不過，那時中西交通普遍，各色西方來的商人不少，在中國不受歧視，或許勉强行之。這至少可以表明合作密切。不過，唐朝是李姓，道教自然受到特別優容。韓愈寵儒，諫迎佛骨，有其特殊的背景。

　　宋代繼承唐朝璀璨的文化，有的儒者為補自己形上學的貧乏，捋取佛道學説以充門面，形成理學，所以說“宋儒非儒”。這種思想壅蔽空泛滯塞，使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發現中國人的思想斷層問題，而無法解釋。自此而後，中國學者把宗教信仰踢給低階層去處分。

　　從蒙古沙漠崛起的元朝，擴展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帝國，在宗教信仰上恢宏的氣度，也無與倫比；設置崇福司，掌理一切宗教事務，由是也里可溫教在宮廷植根，喇嘛教和道教，也同被收納。元世祖忽必烈，接納了遠來的馬可孛羅，並託他寄語教皇，請派遣百名飽學深思的教士，來華啓迪蒙昧的人民。注心政教爭持的梵蒂岡，至元祚告終，也派不出人來；以至哥倫布遠航尋求海上至中國的路，帶了兩名通曉希伯來文的翻譯，以備晉見大可汗。那時，明代已經驅逐蒙古人回漠北許多年了。朱元璋早年作過和尚，但並不獨崇佛教；十六世紀末，天主教教士利瑪竇等來華，並漸已在知識分子與朝廷中，有相當影響力，雖然不免遭受嫉妒陷害。滿清入主中國後，新一代的西洋教士，仍然以技術專家的身分，出現在朝中。關係的變化，是由於西方列强侵略壓迫，清政府才把“基督教”與鴉片混在一起，加以反對。以後的宣教自由，藉洋人的堅船利炮開放，而宣教士不智的“愛國”表現，少說也是令人失望；其中能夠明辨是非，反對其本國政府惡劣行為的宣教士，成為明智的少數人，聲音微弱得可憐。

　　基督教發源於亞洲，與羅馬的政治系統相抵牾，更同其多神與把統治者神化的異教難合，僅仰望他們的恩惠和容忍。到教會發展成為堅强的組織，情勢才有改變：容忍基督教，成為必須的，在安全考慮上，也是明智的舉動。

　　康士坦丁歸信基督教以後，羅馬統治下的歐洲，成為所謂的基督教國，至少理論上是政教合一；可是，歷來爭競不息：一方面想以教統政，以為領主不過是一名平信徒，應該順從教皇，因其為基督的代理人；領主則企圖以掙統教，視教職人員為其屬民。他們兩方並不需要如此聲明，但隨其勢力此消彼長，情勢變化，總是政教不協；及至回教興起，乘機迅速發展，佔據了猶太和聖經地區。到了十一世紀，政教達成了某種協調，組成所謂十字軍，藉口幫助恢復基督教失地，進行其“武裝朝聖”的東征。而究其竟，動機十分複雜，成員也各色人紛集。如眾所知，後果也頗不理想，幾乎可說乏善可陳。

　　十字軍形成的社境，與中國的黃巾賊，像是“門當戶對”，其品類混雜，利用宗教，造作“敬虔”的謊言，頗不乏類似的地方，不過約晚了千年之久。

“發現的時代”（Age of Discovery）的背景，是政教的合作，雖然動機並不單純。受馬可孛羅的影響，哥倫布啓航的目的地是中國，要晉見元朝的大可汗；可是竟然到達美洲的岸邊，後來認為是比鄰的印度，所以把當地土人，稱為“印地安人”。至於航行的目的3-Gs=God，Gold，Glory（神，金，榮耀）何者優先，從來就無以弄清楚，或許根本就沒有誰想弄清楚過。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使歐洲列國形勢更加明顯。其副產品，是政教合一的民族教會；因為現代的感覺觀念，是十九世紀的事；但以區域和語文區分的教會，是來自十六世紀。其中的典型，是莎士比亞稱為“海島花園”的英國。

　　到英國聖公會為國教，具有先天政教合一的設境。大學教育，是為培養教職和政職人員。如烏爾錫（Thomas Wolsey, c.1475-1530），在其受寵炙手可熱的時候，由坎特伯里大主教而轉任首相，像跨過門檻般的容易。這種形勢，幸而到清教徒時代予以糾正。

　　美國獨立以後，在基本上瞭解，壓迫人民的信仰，不是國家的利益。華盛頓在其“臨別贈言”說：“政治的興盛，必須以宗教和道德為兩大支柱。”

　　追想1620年，橫渡大西洋的英國基督徒移民，把美洲新大陸看為地上的伊甸樂園，可以追求信仰和敬拜的自由，與世俗分別，建立“城在山上”。但隨着在地上發展，使命感漸漸失去，追求地上的建樹，挪移重心，成為“猶推古”（使徒行傳20:7-12），墮落到地上。神使用先知教牧愛德務滋（Jonathan Edwards），和由英國數度遠航重洋的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發起宗教的“大覺醒”，使“半畜生半魔鬼”（威特腓語）的美洲殖民地人民，醒起追求屬天的事，間接有助於以後的國外宣教，和國内的解放黑奴。

　　到了二十世紀，第三十任總統庫利智（Calvin Coolidge）說：“美國人的功業在商業”（The chief business of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這標識着宣告“惟利是圖”的里程碑。這不是說庫利智建立了一個新機制，而是表明當時的趨勢：病弱的道德和宗教，在政治決策上已經無足輕重了。此後，不僅是“算術即是戰術”，而且“算術即是治術”，成為商業統治時代。華盛頓說過：“在公私事務上，誠實是最高原則。”（I hold the maxim no less applicable to public than to private affairs, that honesty is always the best policy.） 被後代政客們冷笑着丟在字紙簍裏，甚或加以絞碎再生。

　　二十一世紀開始，美國即捲入一場最愚昧，最邪惡的戰爭：侵略伊拉克。以謊言起源，殺害最多的人，也使國勢陷入低谷，毀滅了國家的一半以上。這是政治沒有宗教考慮的實證，雖然當政者不惜扭曲宗教的名義，作他們惡行的背書。

　　英國懷疑的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4-1794）說：“宗教，不管是甚麽宗教，對於一般人，都是同樣的真實；對於哲學家，都是同樣的虛假；對於執政者，都是同樣的有用。”

　　宗教，宗教，多少惡事假汝之名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