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舊文化與道化文化

甚麼是文化？或說：文化的內涵是甚麼？頗難以界定。

也許，我們可以從“文化”這個字的起源來看：英文的culture，是來總拉丁文的cultura，明顯與栽植，和農耕有關。這是說，人類有了固定聚居的社會，是文化的開始。也可以說，有了文化區域和社群，才會形成文化模式。因此，文化是“人類知識，信仰，行動，就是包含語文，觀念，信仰，風俗，禁戒，法典，機構，工具，技能，藝術作品，以及宗教禮儀，規例及其他有關組成部分”（參Encyclopaedia Britannica）這綜合模式，互相傳播遞嬗，成為非制訂法律規範，而具無形約束及凝聚力。

如此說來，文化在性質上必然是舊的，傳統的；而且不是由於政府或其他公權力可以規畫制訂不論甚麼人想加以干涉，也不過使既存的文化，發生反應而已。其實，文化是由人類社會互動而生，從來不是靜態的，一直在不斷的融會更新，自然也就說不上甚麼新文化。如果說必須有，也只是有些新人出來，發放其新觀點，新口號，新語詞，實際上“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正是乏新可言。

上世紀早期，所發生的“新文化運動”，

1919年（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學學生三千餘人，聯合舉行示威，表示不滿政府。同時，為了標“新”立異，也反對舊權威，舊系統，不例外的，也標榜新語文，就是白話文運動，在中國社會留下些印痕。那時，正值基督教白話文聖經（官話和合譯本）問世，成為易於到手的範本。可惜，新文化人士，對於文字所表達的聖經真理，多缺乏深入的了解，更談不上信從奉行了；但卻不乏人對聖經斷章取義，吹毛求疵，甚至飲水塞源，進行“反基運動”，實際上是反對真理根基的妄動。在同一時期，標新的人也反孔：“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成為時髦的口號，以表示其新，其進步。不幸，這些前進實是淺見的人，不想文化必然與宗教有關，既反基督教，又反舊道德，新舊俱失，進退失據，剩下的路只有不道德了。

其實，中國歷史上有兩次文化的變革，都與白話文有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中國經歷間歇三十多年的內戰，殘破的家國，才得以統一。但沒有真正得以復原。不幸，遭受摧殘最嚴重的，還是文化上的摧殘，影響人民的心靈。

1966年六月，在中國大地上，“文化大革命”啟動，其重點口號之一，就是“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當然，孔子是舊思想，舊文化的代表。在具體的代表形像，孔廟，孔府，孔林，遭受嚴重破壞。孔子的碑被砸了，孔墓遭爆破，孔廟被寫上“頭號大混蛋”，孔子塑像被剜眼掏心。這種破壞行動，昏天黑地的搞了二年，實在不像話；高層指示“上山下鄉”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而文化革命告鬆緩。後來，林彪事件發生，雖有“批林批孔”運動，硬把孔子拉成林彪同路人，還影射“周公”，不過只是胡鬧一陣，沒有先前那麼嚴重了。

事隔一代，孔子“大混蛋”，變得比恐龍蛋還吃香，不除反“出”－孔子成為最紅火的出口品；還復活了祭孔活動！要是四人幫當權，那還得了！但現在是天翻地覆了。

近年來，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曾幾何時，中國產品是劣貨的同義詞，從前以中國產品送人，不受人歡迎，有時送禮人還得先道歉。現在，中國產品價廉物美，使中國作世界的商業產品工廠！不到三十年的轉變，非僅獲得經濟效益，還增強了國人的信心，還贏得了洋人的信任，甚至崇敬！二十世紀初，李煜瀛等人在巴黎製作豆腐，虧損而歸；現在，豆腐，豆芽，成為受寵愛的食物。從前，人參被當作受冷落的草藥，使用者得被視為愚昧無知；現在，前倨後恭，人參被當作萬應靈藥。同樣情形，從前的孔夫子，在西方漫畫中出現時，頭戴瓜皮帽，身穿長袍，或許還拖上條豬尾辮子，是落伍的象徵。現在呢？嘿！孔子學院在全球近百國家設立，不僅教授中文，還傳播中國文化；從前，中文雖然自始即為聯合國五種官方語文之一，卻少有人感興趣，現在竟然成為熱門語文。

前面說過，語文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語文又是文化的載體。中國主要的文化變革，一次是唐代的大事翻譯佛教經典，特別是借通俗故事，使佛教思想普遍傳播，融入儒家思想，以至影響文化；唐宋文人的寫作，間雜白話俚語入詩入文，，是其現象之一。同時，因為文人多兼習佛道，甚至可稱“宋儒非儒”。更明顯的是，輪迴說的教導，形成“道德相對論”；任何對人的損害虧欠，可解釋為“宿世”，“宿業”，“前生夙債”，哪還有甚麼絕對的是非道德責任可言？民間的主導信仰，已經潛移儒家的倫理觀念，成為混合印度教及佛教的新文化。其中正宗的儒家信仰，極為稀薄，代之者為頗大成分的附會演義；不過，無論如何，這“新文化”傳播開來。這顯然遠非學究們的授經傳道解惑，而是經由白話文植之民間。

無獨有偶，基督教和合本聖經的譯成出版，正是1919年的事。新文化運動成為虎頭蛇尾，或有頭無尾。倡導反權威的領袖人物，投靠了所反的權威，成為舊“權威”的新成分，自然“無矢放的”：因為所唱口號的“民主”“科學”，他們說，我就是科學，至於“民主”嗎？我已經是作主了，還有啥好叫？新文化所剩下來的，差不多可稱為“新文學”，有外殼而乏內容。基督教的聖經，雖然提供了信仰為內容，但沒有充分利用白話文的新文學工具，本了該是“以文載道”，惜有道而乏載體，就影響傳播效果，無以達成目的！

反觀那時期的大眾文學，其品質如何？大致說來，內容多半是風花雪月，所謂知識分子，則表達苦悶，頹廢，或喊些口號。在這時候，有個美國來的洋聖人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被他的門徒搬來助威。杜威一方面教化中國學生，一方面在亞洲（Asia）雜誌著文，譏諷其為“室內運動”。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則把中國人的形式主義，當作笑料。

中國基督教圈內情形又如何？自由派人士還有人透出四堵牆外，以文字見人，但言不及於聖經，可稱有文無道；基要派則是有道無文，甚至以文學為“不屬靈”，鄙而不為。也許，他們兩方都可以慶賀贏得爭議，但事實是一樣的：忽略了傳揚福音的大使命。

聖經說：“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着祂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西一：28-29）使徒保羅是教會聰明的工師，主忠心的管家，他並不主張福音的單行道才算“純正”，而是說，要“用諸般的智慧”，目的是純正的：勸戒各人，教導各人，得着各人。

願神的兒女們，要靠神的大能，藉着道化文化，將人的心意奪回，使其歸向基督。阿們。

2012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