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太陽沉墜

一位山海關附近的平常居民，是明代將士的後裔，當名將戚繼光修整東長城的時候，他的先人由浙江移戍那裏。四百多年過去了。長城殘破失修，磚石常遭竊移，此人愛護這歷史性建築，不僅遊覽攝影，並且以保衛長城為己任，儘力修護看守。

聯想到南京的中山陵，由呂彥直設計建造，歷經三代中國政府，許多年來，得保存相當完整，確是不容易的事。因為中山先生，博愛遠識，如海納百川，得各方所尊敬。

歷史的長河，雖然由涓滴細水組成，但都不能算是全流，所以不能割斷來看，必須綜覽。陵墓不僅埋葬個別人物，也是歷史的見證。

每到三月，就會想到中華民國國父的忌辰。

孫中山先生於1925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崩逝。不過，我們可曾注意到，在見證孫中山先生崩逝的人中，竟然有一個外國人，豈不奇怪？

有這樣奇怪的事，竟然少人注意，豈不奇怪？

這人是誰？

有人問過他。孫含笑回答說：“我的拉法業！”這位中華民國的“國父”，最景仰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在從英國獨立的戰爭中，法國少年貴族拉法業，義務參與助戰，追隨華盛頓左右，出錢出力。

鮑叔，是齊國名臣管仲的知友鮑叔牙，慷慨輸財，支持齊桓公得國。而這位俄國人，恰與鮑叔牙一樣，在孫的革命事業最低潮的時候，帶來亟需要的鉅大經濟軍事援助，成為孫中山捲土重來的資本。孫感激之餘，賜譯中文名“鮑羅廷”，有時也寫作“鮑羅庭”，意思是親似同一家庭。孫從美國留學歸來從長子孫科，與年輕的夫人宋慶齡，與他用英語交談，倍感親切，都稱他Uncle Borodin，孫中山自己和黨國要人廖仲愷等人，也是如此稱他，成為音義兼合的譯名。

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原名為Mikhail Gruzenberg, 1884-1951）於1923年來廣州，深獲孫中山（1866-1925）信任。那時，俄國革命戰爭後不久，蘇聯剛於一年前正式成立，西方國家中，有的對蘇聯還未加以承認。但其對於中國關注，已經有數年了。

1924年，鮑羅廷以其卓越的才能，正式受委任組織訓練員，協助孫重建國民黨，成為組織嚴密的政黨，並促成國共合作。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月間在廣州召開，宣言國共合作。鮑還賞識提拔蔣介石（1887-1975），因其資淺望輕，派赴蘇聯學習考察四個月，歸國後，1925年，建立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蔣以此獲命出任校長，同是留學蘇聯的傑出政軍人才鄧演達，則被抑制。更重要的是，鮑叔帶來了三百萬盧布的實際軍事援助，許多輕重武器，大砲，機槍，彈葯，還有幾架輕型飛機，在英美拒絕繼續支援的時候，不啻及時甘霖，具有極大的鼓舞士氣作用。此外，不僅有思想架構和軍事裝備，還提供有軍事專家。

同年，嘉倫將軍（原名Vasily Konstantinovich Blucher,1889-1938）奉遣來華，為避免引人注意，化名 Gen. Galen，稱為“失業軍人”。此無軍之將，立即得孫中山的信任，作孫的護衛兼首席軍事顧問。此人深有軍事才能，曾在蘇俄革命戰爭中立有功勛；1927年返國後，為蘇聯首批授予元帥銜五人之一。嘉倫將軍親自參與1925年攻克惠州戰役，在中國的內戰中，首次出現飛機助戰偵察。嘉倫將軍並以他自己的專長，指導厘定北伐計畫，形勢頗為樂觀。孫中山再度成為受重視的中國政治人物，受邀前往北京，參與國是意見。不論左右的人對鮑羅廷如何嫉妒，如何排斥，孫仍然念舊懷德，在世上的最後旅程，邀鮑同行，隨時顧問。偉人所表現的守信忠誠，於翻雲覆雨的政治人物中，風範高越，真屬鳳毛麟角。

這年十一月，孫乘船北上，時已患肝癌沉重。

1925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在北京崩逝。口授有關政治的遺囑，由汪兆銘筆錄，簽字見證的夫人宋慶齡之外，有妻舅宋子文，公子孫科，女婿戴恩賽（女兒孫婉之夫），襟兄孔祥熙（宋慶齡長姊藹齡之夫）；同志中有卲元沖，吳敬恆，何香凝，戴季陶，鄒魯等人。在少數隨孫北上的同行者中，也包括革命委員會顧問鮑羅廷，儼然如家庭成員。仁厚近於天真的孫中山，對蘇俄視為最親密的戰友。因此，除了“總理遺囑”是對黨政的遺言外，還有簡單的家庭遺囑，且有致蘇共中央執委會情誼深切的告別書，致以同志的祝福。當然，孫中山並不是聖人，說不上完人，但其為人仁厚而忠誠，並非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確是很少有偉大的政治人物。

以後，國民黨及政府在集會中，每用為禮儀性的誦讀。其文辭簡要而莊嚴流暢，立意勉旃後死者，繼總理遺志努力實踐貫徹。

年紀大些的人，該會記得，在孫英靈庇護的地區，每有朝會或週會，依例宣讀總理遺囑，或稱國父遺囑，仿佛後來流行讀毛語錄；大部分華人都幹過這種事，並不全是小孩子，數不清的領頭人，都是年紀不小的成年人，包括總理的忠心信徒，以至繼承人，雖然有些半文盲，他們都誦讀過這“遺囑”，不少還能夠努力背誦。難不成一直在搞騙小孩子的把戲？簡直叫人難以相信！否則如果不同意總理的話，為甚麼還多年一直搞下去？

想來奇怪，似是很少人注意過其內容的意義，那麼，怎能“依照”，並“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呢？是否表示恭誦如儀，就從沒有心實踐？

該實踐些甚麼？在孫個人的主張論著之外，其中唯一提到的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中綜述三民主義之政綱。至於全黨政策性的宣言及大會決議，主要在聯俄容共，扶植工農，為合於作施政依據。至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理已經崩逝，決議中更接納總理遺囑，仍確定聯俄容共。可惜，後來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等蘇聯之行，經歷的是出主入奴的待遇，至終失望而返。說到孫先生，斯人逝矣，聲息政亦息，這些意願，並沒有誰去“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當時思想灌輸對象的小蘿蔔頭們，自然只是照章朗誦；氓氓大眾不知道，或不恭敬研讀此“宣言”，更不說大會決議了；而大老高幹更且漠視無睹，諱而不言，跟而不隨；“總理忠實信徒”讀此遺囑，口誦而心不維，而不知愧赧，自然說不上“促其實現”，或願其實現了，如此咄咄怪事，表明有些人厚顏實在非人可及，而其結局也非難逆料。也許，這就是中國一般人讀書作官者的態度吧？果真如此，真該說是國人時代性的悲哀了。

為了革命奉獻一生的中山先生，彌留之時，念茲在茲的話：“和平，奮鬥，救中國”，被當權者視作耳邊風，或更不如。中山崩逝後的中國景象，所缺的正是和平。智者都以為兄弟鬩牆外禦其侮；近代人的常識是每遇內爭，共同對外，竟被反其道而行之，倡甚麼攘外必先安內。孫一生痛心的軍閥鬥爭，其繼承者竟着意實行，藐視先生大仁大智，把此後的寶貴黃金十年，不選擇用於生聚教訓，而軍閥痞氓，加緊攻伐內戰。結果，想把而持之者，固不免於失而且敗，受害最深的，自然是中國國分而弱，人民爭而貧，終於導致日本乘瑕抵隙，藉機侵凌，生民塗炭，十分可悲。

對中山先生遺囑，在形式上恭誦，是遠遠不夠的。這使人想起，華人的毛病，多少朝，多少代，口唱仁義道德，行出來卻絕不是那回事；老習慣聞過則怒，固執剛愎，當作堅持原則，延續下去。這不僅是滑稽，不僅是諷刺，實在是莫大的悲劇。在中國的場景就是這樣的。

嘉倫將軍回俄後，一度因其卓越的軍事長才，獲重用還立了軍功，很快獲晉任首批五元帥之一，最後以黨派分爭被整肅，含冤以終。

鮑羅廷回俄後，歷經浮沉，轉作不顯不要的職務，因擅場英文，歷任宣傳，未死於整肅，卻因涉及猶太後裔的陰謀，被嫌流放到西伯利亞，最後於1951年五月二十九日，黯淡消逝，消息日後才獲知道。這位對華作過偉大貢獻，甚至可稱轉移乾坤的人物，促成過國共合作的偉大事工。他自然不會不知道新中國的成立，自己有參與之功，而沒有成為座上客；而在國民黨方面，對於這位組建新生的元勛，也不紀念。歷史滄桑，其人物際遇有幸有不幸，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歷史不容許“如果”，只有果如其因。

2012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