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與中國的哈佛大學

英國清教徒，為了尋求信仰自由，移民美洲。他們注重信仰的傳播，而且具有遠見，要為信仰植下根基。

1620年，五月花 號航抵美國。 建立社區以後，首先即興築教堂，作為聚會的場所。每逢主日，各家庭相率同往教堂聚會，也是教育的地方。於是，家庭，教會，學校，合而成為堅固的“金三角”。

1636年，哈佛牧師（Rev. John Harvard, 1607-1638）在新大陸建立第一所高等學府，學生一百二十名，屬教會管理。後來為了紀念其創辦人，命名“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發展成為著名的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美國東北部海岸一帶，是早期英國移民首先登陸的地方，所以稱為新英格蘭地區。以後發展成為文物薈萃之區；早期的國外宣教士，多出自那裏。晚至十九世紀，美國全國的學校教師，還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新英格蘭地區。

中國的山東省，與美國的新英格蘭相似，稱為鄒魯文物之邦，因為是孔孟的故鄉，二千多年來，在中華文化上佔重要地位。及至十九世紀，西方宣教士東來，山東半島成為西方文化的發昫地；特別是在兩個庚子之間的六十年（清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1800-1900），可謂獨領風騷，曾是催動中國現代化的溫床。

傳福音與教育並重

1860年，北京條約，開放登州（今山東蓬萊縣）等口岸為商埠，並准洋人入華傳教。基督教美北長老會，差派倪維思博士夫婦 （John Livingston Nevius, D.D., LLD. 1829-1893） 來華。他們於1854年先赴寧波及杭州工作，後於1861年到登州。

倪維思極有遠見卓識，是近代教會增長理論的創始者，也是“三自”（自立，自養，自傳）原則的先驅；後來發表其著名的“倪維思計畫”。

他看到有一座殘破的觀音堂，因為佛教當時在山東式微，無人使用，他就買了下來，在那裏開始工作。他觀察到中國婦女受壓迫，多不識字，纏足持家，閑暇就求神迷信，情形十分可憐，應當是傳播福音的對象，也可以使他們受教育，並學習維生的技藝。1862年，所辦的女子學校開學，僅有兩名寄宿生，以後才逐漸增加。這在當時的中國北方，已經是創舉。

1863年，賓州的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D.D., LL.D., 1836-1908）夫婦，偕郭顯德博士（Hunter Corbett, D.D., LL.D., 1835-1920）夫婦，由長老會差遣，同乘機帆船，自紐約至上海，轉往煙台，再抵達登州。初到的一年，潛心苦學中文並了解中國文化。

1864年，倪維思因夫人重病，返國就醫。狄考文夫婦剛好趕上接替他的工作，掌理登州教區。狄考文的同鄉郭顯德，去煙台定居工作；狄考文夫婦留在登州。

還只有二十八歲的狄考文，正是青年有為。他初履風俗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國，看到那老大古國的貧弱落後，正是因為教育不普及。在美國的經驗，是教會與教育並重；這也是自中世紀以來，在歐洲的作法：教育就是宗教教育，理當是教會的事業。現在，他心目中的負擔，更是科技教育：

傳福音不止是救人的靈魂進入將來的天堂，
也要救人的肉身脫出現在的地獄。

於是，將已成立的女校，遷往督察院北，交由漢學教習于錫晉長老管理；狄考文夫婦則集中力量，在原觀音堂四合院的地址，創辦男校蒙養學堂：“蒙”是啟蒙，“養”是寄宿並教養，為將來的學院立下根基。是為1864年。

當時風氣未開，創辦洋學堂的艱難，是我們現在很不容易想像得到的：如何有學生肯來就讀？克服華人文化上和觀念上的距離，自然是第一道難關。其次，讀甚麼？要編訂，翻譯課本，釐訂課程，制定規章。還要克服的，是宣教士和差會內部的歧見：有人認為辦學並非宣教要務，甚至認為會妨礙宣教；好像教育阻擋福音，無知是信仰之要素。這在今天自然不值一笑，在當時的人，會反因為果，不難接受異論。幸而師資不成問題：當時的長老會宣教士，多學識淵博，不僅能合格充任教師，而且勝任編寫課本，於是在中國譯員和學生協助之下，中國有了第一批現代教科書。在那時的中國，物理，化學，都沒有課本，橫行左起的書籍排列，還未見過；甚至數學的阿拉伯數字（實是印度數字），更沒有流行。這是說，連這些基本的東西，都得從頭一一開始教導。狄夫人邦就烈女士（Julia Brown Mateer），除教授史地課程外，還為中國開闢了西方音樂的途徑。她編寫了樂理啟蒙，制訂了樂譜，音符，教導學生欣賞，演唱，以至創作歌曲，並收集民間曲調，配以新詞傳唱。

中國第一所大學

在學校初創時期，不僅免收學費，還免費供應學生飲食，住宿，衣物，書籍，文具，以至回家路費等，以吸收貧苦學生就讀。即使這樣，學生往往因為早婚，未畢業而退學，甚至棄學“逃亡”；現在聽來簡直是奇聞，當時卻不乏其例。也有的庸劣不堪造就，而勒令中途退學的。

但狄考文與其同工教員，不僅學識淵博，而且辦學認真，艱苦卓絕；對學生則教導有方，親愛如同子弟，因而發展成高水準的中學。

1875年，英國浸禮會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與狄考文商談，協議將在登州的房產讓與長老會辦學，而長老會則將其在青州夥巷的的學校，讓予浸禮會。以後，1881年由懷恩光（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 1858-1926）開辦中學名為培真書院；繼由庫壽齡（Samuel Couling, 1859-1922） 接任發展，改名為廣德書院。李提摩太熱愛中國，精通中文，向差會建議在中國每省設立一所基督教學院，不獲接納，後悒悒離開英浸禮會差會，專從事文化工作。

長老會在登州校舍增廣，規模益具。1882年，決定增設高等科，創立大學，定名為“文會館”（Tengchow College）；取以文會友的意思，“館”字除館舍的意思外，還是 College 的音譯。經美北長老會批准，並籌維經費。是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

那時，狄考文已差派畢業生在山東各地傳道興學，建立中小學六十餘所；郭顯德則在膠東各地，創設中小學四十餘所。所以文會館成立，學生來源已不再成為問題；許多鄰近州縣的學生，聞名前來求學，也有少數來自省外。

文會館的成就，引起中外人士矚目。美北長老會予以重點支持；不僅增加物力的投入，也有人力支援，差派傑出學者來華。狄考文的四弟狄樂播（Robert M. Mateer, 1853-1921）夫婦在其兄感召動員之下，於1881年至登州，從狄考文學漢語，並汲取辦學經驗。狄樂播在1883年，去到濰縣，開辦格致院和文華館，完全採用文會館的教材和體制；並購地建校，成為以後廣文大學的基礎。赫士（Warson McMillen Hayes, 1857-1944），於1882年到登州，在文會館任教， 後且接任館主（校長）。柏爾根博士 （Paul D. Bergen, D.D.）繼來，加他們的二位夫人，與郭顯德，梅理士（Charles Roger Mills, 1829-1895） 等人，教師陣容堅強。路思義（Henry Winters Luce, 1866-1941）較遲1897來到；其子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次年生於登州，以後創辦了Time（1923）, Fortune（1930）和 Life（1937），成為大新聞企業家。著名的丁韙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亦曾在文會館任教。 還有其他學者多人，或先或後，或久或暫的擔任教席。

1890年以後，狄考文眾望所歸，受推選擔任官話和合譯本聖經委員會主席，主持中文譯經的劃時代工作，由赫士繼任校長。狄考文於1908年逝世時，僅見到新約全書及詩篇的出版。（後由富善博士 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 任主席，繼續完成翻譯，並於1919年出版。）

文會館的昔日規模，雖然不能與現今的大學相比，但其師資設備，都是第一流的，有文，理，工，化各科，儀器齊全。加上師生都是一時英秀，造就出不少人才。

早在1882年，狄樂播在濰縣開辦文華館和樂道院，校舍廣大，狄考文就著眼於文會館遷併。那知到1900年時，義和團亂起，樂道院變成了一堆瓦礫！在那次震動世界的大變亂之中，由於山東巡撫袁世凱加意保護洋人，山東傳教士得免於傷亡。拳亂招致八國聯軍之役，結果，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銀子。全美國教會聯合抗議，迫使政府不接受賠款，全部三千二百九十三萬九千零五十五兩，用於在華興辦教育；從其中撥歸濰縣樂道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三兩；美國長老會復在本國募集三萬餘兩，用以復建；匹茨堡信徒共捐助二萬六千一百二十五美元；山東巡撫袁世凱，再予地方賠償四萬五千兩。加上狄考文歷年積蓄用於文會館的發展費，成為一筆可觀的資金。

那時，青島已闢為商埠，膠濟鐵路亦已完成；濰縣位於膠濟鐵路中心，發展前景極為良好。於是，美北長老會的登州文會館，與英浸禮會在青州的廣德書院，協議遷併至濰縣，校名各取一字，合成為“廣文大學”，其英文校名則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校長為柏爾根博士。於樂道院原已廣大的校址，增購西北毗連土地一百六十餘畝，建成宏偉壯觀之校舍；醫院經過重建，也更為寬敞，設備齊全適用。大樓中央的鐘樓，高達百呎，禮堂可容六七百人，餐廳可以供四百餘人進餐，有完美之圖書館及閱覽室，藏書豐富，有物理，化學，生物試驗室，並有一座先進的天文台，運動場，還有木工廠，鐵工廠，及理化儀器製造所等設備，可謂應有盡有。

1917年，廣文大學在濟南千佛山下購地六百餘畝，集大量資金，建立大而完美的校舍，成為完全的大學，把濰縣的文理學院，青州的師範學院和神學院，及全國不同地區的醫學人才和設備，遷集在一起，合成為最堅強著名的醫學院。這就是“齊魯大學”，聘任方偉廉 （William P. Chalfant, 1860-1917） 為校長，赫士為神學院院長。方偉廉不久即逝世。赫士則因信仰問題辭職離去，於1919年，在濰縣創立華北神學院，並任院長；1922年，遷移滕縣，成為北方最有影響力的神學院，為華人教會造就不少人才，建立純正信仰的根基。

廣澤文化

狄考文眼光遠大，學識淵博，可算是曠世奇才，是神給中國教會的極大恩賜。他編寫的官話課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當時洋人學漢語的必備經典。此外，還有：要理問答，教會名目並會例，英文神字解，談講之法，得道途徑等，並修訂天路歷程；又編寫筆算數學，代數備旨，形學備旨，振興實業，理化實驗，電學全書，電氣鍍金，測繪全書，微積分習題等。他還組織了赫士等人編寫出：對數表，聲學揭要，光學撮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階，是非學體要（邏輯學），以及救世略說，使徒史記等神學專著計二十四種；丁韙良編譯社會經濟學；狄並指導學生就隨堂講授筆記，編寫了力學，數學，幾何，許多種課本，是明代天主教士自西方來華之後，在翻譯學術上的大貢獻；後由商務印書館等大書局出版，嘉惠華人學子二三代之久。以後，赫士利用文會館的印刷設備，創刊了山東第一份報紙：山東時報。（1890年）

在登州，創始於1864年，文會館於1882年（光緒八年）正式成為大學。以後，1886年，首屆有三名畢業生。1872年，李鴻章奏請清廷派遣幼童一百二十名赴美留學，才有第一批留學生三十三名啟程。可見狄考文的遠見，和他關愛華人的心。特別是在艱辛開拓的時期，狄考文夫婦一生沒有子女，拿出自己有限的薪給，銖積寸累，用於辦學；狄夫人之妹，也變賣父母遺產相助，並徵集美國信徒捐款，勉可維持學校開支，及供學生的費用；後來情形才有所改善。據說，登州的民國名將吳佩孚將軍，早年也曾在校就讀過。

袁世凱的立身行事，不盡可以稱道；但此公的識略英明遠見，很少可以置辯，甚至比一般宗教人高明得多。袁在宋慶將軍麾下任軍頭的時候，駐在登州；其修理養護軍械的技工，有的是狄考文訓練出來的，技藝精到。袁項城見果知樹，讚賞之餘，親去文會館參觀，對於狄考文和赫士諸人，大為欽服，曲意結交利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清廷就官書局原址，設立“京師大學堂”，比文會館遲了達十六年之久。由於文會館的辦學認真，聲譽遠播，聘當時辦同文館的丁韙良為總教習（教務長），並授權他選聘文會館畢業生八人任數，理，化教習（教授），文會館畢業生于志聖為漢學教習。狀元孫家鼐為館主（校長）。這是北京大學的原型。可見文會館的重要地位。

速成大學第一名

1901年，慈禧太后於八國聯軍攻破北京之時，化裝農婦逃難“西狩”。在和約還未議定，也尚未回鑾，即下詔變法；繼更頒諭各省興辦大學。文會館也正因義和團亂停辦，遷濰縣的校舍，興建尚需時日；便應山東巡撫袁世凱的懇請，由當時文會館校長赫士曲尊下就山東大學總教習，率領文會館美籍教習四人，華人教習張豐年等九人，都是早期畢業生；並簡選新畢業生八人，及漢學教習二人，作為教授團骨幹，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地質各科系。至於章程條規，以至經費開支，編制預算，無一不是依就文會館規畫，依樣胡盧；連課本，教材，教學方法，儀器設備，都是沿用文會館成章。至於校長唐紹儀，不過挂名而已，根本不懂，也未參與辦學的實際事務。因此，山東大學的成立，創下了教育史上的速成奇蹟：只籌備了一個月，就於當年十月間在濟南正式開學！自然成為中國省辦的第一所大學。

開學既成，袁世凱立即奏報。好大喜功的慈禧太后見奏大喜，在十月十五日，頒諭全國各省：“立即仿照舉辦，毋許宕延！”上諭所到，各省紛紛仿效山東辦學經驗，爭來羅致文會館畢業生為教習。於是，京師大學堂之外，全國各省（除貴州）的大學堂；工，農，師範學堂；上海，天津等地官辦的格致院（科學院），南洋公學，北洋師範，江南大學等，以至保定武備學堂及師範學堂，奉天，雲南講武堂等，都聘有文會館的畢業生。至於教會大學中，有文會館畢業生任教的更佔多數，其中如：張豐年在聖約翰大學任數理及天文學教授，成績卓著，甚為學生所敬愛。但各省大學需要師資太多，文會館畢業生數額有限，窮於應付，後來連肄業生也被延致。因此，對於清末及民國初年，中國教育體制的建立，文會館貢獻很大。

影響及檢討

慈禧太后傳諭嘉獎袁世凱及赫士博士；並授命赫士為清廷制訂全國的辦學規畫，方針，政策，及各項規章制度，包括星期日休假制度，頒詔全國奉行。反教反洋的慈禧太后，竟然頒雙龍勛章給正統基督教信仰的赫士博士。

從文會館到廣文大學，從登州到濰縣，狄考文，赫士等宣教士先賢的影響力，實不限於山東一隅。不過，狄考文建校的宗旨，是為了要造就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領袖，所以不教授英文；畢業生的第一選擇，是作教牧，其次是教育；從政與工商業，則是又次的考慮，由此可見學校宗旨的正確。畢業生中有在國內傳福音最廣的丁立美牧師（1892年畢業，再入神學院深造），工作大有能力，有“知識分子使徒”，“中國慕迪”等美稱；在華人教會神學界影響最深遠的賈玉銘牧師（1901年畢業）；而於1911年畢業的滕景瑞（祥五），則是滕近輝牧師的先尊翁。這些是部分豐美的碩果。老一輩的基督徒常說，山東出了許多屬靈偉人，飲水思源，其根源實在於廣文大學所栽培的人才。

進入民國以後，大學開設多起來，自然是只重數量，而不注重信仰和品德，正像開闢了園囿，任由嘉禾莠草並長。而國人以大為尚，廣文的直接影響力，就不再那麼明顯了；而且由於當初狄考文不教英文的決定，畢業生出國深造的不多，也就少有影響下一代知識分子的教育人才。再經過兩次大戰之後，更由黯淡而衰微。

廣文由盛而衰的原因，部分是由於“地利”：校址不是設在像北京，上海的通都大邑，學生的來源較細。復由於國人重利，大學校園成為商業化，學生或想走買辦路線，或期望“學而優則仕”，廣文當然不是發財和升官最理想的橋。而在“人和”方面，教育成為政權的一部分，多由南方官僚統制，不僅對教會沒有良好印象，且間歇的反教；而廣文的思想傳統，是不想多政治牽纏。同時，繼起的領導人，沒有注意到儲備華人師資，派畢業生出國深造；而有力的教師領袖，如路思義等，又轉到燕京等別的大學去了。

更不幸的是，當時西方教會有“自由主義”（新派）問題，起於“啟明運動”，侵入校園。正統保守信仰的人，則以為純正信仰和知識是相對的，而放棄學術和神學院，發起“聖經學校”運動。而敬虔主義者，則置身事外，只顧超然屬靈，自鳴清高。反自由主義，也連帶反知識，忘記了教會與學校結合的傳統，把高等教育拱手讓敵，給新派霸佔。於是，信徒以為知識是反福音信仰的壞東西，必須反對；這種倒果為因的想法，是錯誤的邏輯，不知警覺失去校園的失策，為害教會更大。

十九世紀末葉，在華宣教士團之間，有“李提摩太路線”與“戴德生路線”之爭分。“李”是注重介紹西洋文化，以爭取士大夫階級，不惜同中國文化宗教妥協；甚至主張“萬法一理”，“萬善同歸”，以基督聖道與儒，釋，道雜合，用“主禱文”作結；其特點是關心社會災苦，於中國現代化有貢獻。“戴”則以傳福音引人歸信基督為主，初等教育和醫藥為輔，並不主張發展大規模的教育，醫藥等社會事業。以當時人力物力所限，可能有其不得不爾的原因；此雖然對於上流階級缺乏大的影響，對福音廣傳，則一時效益頗大。但似不足成為取法的成規和準則，或甚麼“路線”，更不是沒有變進的可能。

可惜，有人把福音弄成“單行道”，以為同工必須同等，把不論甚麼特殊恩賜的人，一律“下放”到窮鄉僻壤，以苦行標榜奉獻犧牲，而不肯安排到高等教育事工。雖然在基本訓練上受苦是應該的，但矯枉過正，則違反肢體功能的原則。

其實，這種“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二分法，並沒有多大道理；絕不應該忽略第三路線，就是“狄考文模式”。狄考文，赫士等人，從不忽略福音基要信仰，卻有遠見，並注重教育，且致力譯經，辦神學教育，為中國教會立下純正信仰，是堅實的萬世根基；郭顯德，路思義等人，則注意社會關懷，有口皆碑。

也就約在同時，興起了“獨立教會”風氣，是受敬虔主義的影響。敬虔本來是好的；但過於閉關自守，則成為問題。要問：“獨立”是向誰獨立？當然，不能向神獨立，只能孤立；遇到強的領袖，發展成山頭主義，以人為中心；弱者則無以自立。孤立無力，變成事事倚賴：用別人譯的聖經，別人寫的聖詩，在別人的學校受教育，或甘心受無神反教的教育，病了還得進入別人的醫院，受醫藥照料。哪能算是獨立？結果，徒唱高調作不成事，讓教育被不信者控制，把信徒子弟，造就成忠實的“占尼撒理”（Janissary 或 Yani ceri，是鄂圖曼帝國，把基督徒年輕的孩子，造就成回教徒，用來反基督教，以至殺死他們的父母），何等可哀！

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揭示基督教興學的五大要點：

第一，造就可靠的傳道人才。第二，供給基督教教學師資並可藉他們將西方較優良的教育，介紹中國。第三，裝備人才介紹西方文化的科學和藝術給中國。第四，教育是進入上層階級的最佳門徑。第五，教育能使中國教會有自立能力，並使中國教會防止迷信侵入，且抗拒教外教育界懷疑主義者的攻擊。

這番有道有理的話，確是真知灼見，到今天仍然合宜。最後，他說：“為求達成最佳果效，各傳教會必須分工合作，興辦學校。”這對於現代聖徒，仍有其啟發意義。我們不能希望不信和反道的人，為我們培養下代人才，興旺福音，狄考文模式，也正表現出其加爾文歸正宗的理想：傳揚福音聖道，並完成教會的文化使命；個人得救，道化文化。

本文承曲拯民先生校訂及提供資料，並多次電話往復討論，幫助甚大，附此志謝。

 

主要參考書刊：

曲拯民　　煙台教育發展史話。Paradise, PA：n.p.,1988.
“郭顯德牧師傳略”，文宣，第102期，p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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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bank, John King.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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