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藝與教會事工

  在好幾年前,讀到一本學者寫的書,作者說,基督教沒甚文藝作品。說這話不是大膽欺人到可驚的程度,就是淺薄無知得可笑。其實,基督教文藝幾乎與基督教同樣久遠;而基督教的傳播,文藝有相當的貢獻。

亞理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說:詩比歷史更為重要。因為歷史是說到個別事件;詩雖然也有個人的名字,卻是說到宇宙性的人物類型。歷史是說到過去已經發生的事;詩則講到將來可能發生的事。i他所說的詩,照當時的文學分類方式,也包括戲劇,等於我們現在所說的文藝;而歷史是用散文體寫的。所以說,詩人是先見。這是說,文藝作品中的人物性型,是人性普遍的代表,只是給他們加上某個名字;就如我們說:“她是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或“那人是個張翼德”,我們就知道所指的是何等樣人物,也不難預知他們的將來。

  宗教與文藝

歐洲的宗教改革,隨著來的是聖經譯成方言。在德國,英國,法國,都有助於現代語文的形成,並影響文化。在印度,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把聖經翻譯成為當地的語文,影響了孟加拉文。

中國的現代語文,改變可以追溯到唐宋。我們看那時的文字,顯然跟以前不同,攙入了大量的口語,或白話。那是受佛教的影響。又晚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提倡白話文的運動,基督教的和合譯本聖經,也剛好作為範本,當然是晚了些。而且和合本聖經中,多少也用了些佛教語詞:“世界”,“慈悲”,都不是中文原有的語詞,不過沿用成習了。

佛教在中國的盛行,並不在於他們的僧尼穿著印度式的袈裟,不在於他們講說因明及深奧的禪理;而是因其思想藉文藝而融入中國文化,包括他們聰明的使用寓說教於說書的方式。

中國文化雖然悠久,但老百姓識字的不多,而知識分子,就是所謂文人,所寫的文體,一般人看不懂,也聽不懂,所以脫離了人民大眾。

到佛教傳入中國,有些信徒覺悟到應該用淺顯通俗的白話文,傳播信仰。如:唐朝的王梵志,和寒山,拾得等詩僧,都用白話作詩,容易傳誦。ii 這就是禪詩。

降至宋朝,不僅禪詩流行,一般文人理學家的作品,也夾雜著那種風格和思想。王安石的詩集中,就有注明仿寒山的作品。

更有一種“變文”,就是白話散文同韻文交雜,在說書的時候,說一段,夾上唱詞。因為那時民間娛樂很少,鄉人農閒時的時間很多,無從消遣,就去聽這種說書的。例如:多目犍連冥間救母變文,和降魔變文iii大約成於唐朝,是民間對地獄觀念的來源。後來有唐太宗入冥記iv, 至宋朝,有香山寶卷,晚後更有何文秀寶卷v,雖然為了宣揚教義,但卻成為因緣果報迷信的起源。

佛教在印度的傳播效果不大,雖然其文化原因複雜,但在大眾文藝方面,難以跟印度教相比,不無關係。

  中國文藝與去惡向善的理想

曹雪芹的紅樓夢vi因為文筆好,使人讀來仿佛置身其中,不覺跟書中人物認同,而影響讀者的價值觀,以為那就是理想世界,到一個地步,把那些醜事惡事,都視而不見。其實,作者老早就告訴我們,那都是假的,“賈府”榮國,寧國,一家上下都是假的。但人看了那些又富又貴又有名的世家公子,貴夫人,心嚮往之。這正和世人的情形相同。這才真是問題的所在。原來那樣的人家,卻正是貪污腐化,仗勢欺人,放高利貸剝削,魚肉人民。只有正直的柳湘蓮,看得出“大觀園除了大門口的石獅子,沒有一個乾淨的。”老僕人焦大,在酒後才可以講出清醒的話,賈府是一代不如一代。在飽暖淫慾外,還墮落到同性戀,假山石後發現春宮畫;連外表清高的女尼妙玉,也只是假正經,內心不潔;她可以收取梅花枝頭的雪來化水烹茗,卻不能真正作“檻外人”,由是走火入魔,終至招致外面的盜劫。賈府則以抄家收場,是自然的結局;那禍源鳳姐的女兒,還得仰仗劉姥姥的哲嗣收容救助。但是,不少讀者會殘忍的嘲笑劉姥姥誠實的鄉愚,同情腐敗的富貴人家。這可不是跟現實世界“豬的樂園”一樣嗎?

如果讀者被那些上流社會的紅塵軟霧障蔽,看不見他們的罪惡,那就辜負了作者的苦心和深意,也成了作夢的人。

雖然中國小說的作者,還沒有在福音的光中,但他們有是非之心,所以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敢於同情被欺壓的小民。

施耐庵的水滸傳vii,是另一部描述人間黑暗的小說。在書的開始,就說明高太尉放出妖魔。原來世上妖魔,都是作官的大人們搞出來的。

妖魔成為梁山泊的強盜,還打著“替天行道”的大旗。不幸,作官的比強盜更糟,儘多好人遭迫害,官逼民反的事例:林沖,魯智深…可以數出許多;特別是盧俊義,幾乎算是無非可舉的好人,他也盡力抵拒上山入夥,但為官府所迫,還是走上了梁山的那條路。政府壞到不可救藥的地步,天下烏鴉一般黑,需要外族金國的人來清理整肅,把欽徽二宗用鍊子拴了,牽到異域去蒙塵,在地窟中好好自我檢討,反省懺悔吧。

   鏡子裏的醜惡面目

清代乾隆年間,李汝珍在窮愁十多年中,寫了一部以追尋為主題的書,鏡花緣viii

鏡花緣裏的主角,是士人唐敖和多九公,並商人林之洋,共同旅游異域。鏡中花當然是虛幻的;但鏡也可以照見自己的面目:追尋的人,結果往往認識自己。這樣才是真正的增廣見聞。書中有些敘述,頗為有趣。第十,十一回,講到他們一行到了“君子國”:

登岸揚帆,不多幾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之洋
上去買貨。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禮義
之邦,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走了數里,離
城不遠,只見城門上寫著:“惟善為寶”四個大字。…
二人把匾看了,隨即進城。只見人煙輻集,作買作賣,
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天朝一樣。唐敖見言語可通,
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聽
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為名,是何緣故。老
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幾個,都是如此。ix

這裏說,“衣冠言談,都與天朝一樣”,仿佛是鏡中返照的情形。不過,這“君子國”並不自以“禮義之邦”來標榜,而且連為甚麼鄰邦如此加譽也不知道:他們以為是應該作的,也作到了,就成了實際,沒有“君子”的理想和口號,真是處處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但訪客進一步近觀,發現他們的風俗卻大大不同,使他們覺得“反常”。

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裏買物,手中拿
著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卻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
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
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唐敖聽了,因暗暗說道:
“九公,反買物,只有賣者討價,買者還價。今賣者雖
討過價,那買者並不還價,卻要添價。此等言談,倒也
罕聞。據此看來,那‘好讓不爭’四字,竟有幾分意思
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
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
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
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
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
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
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
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
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
豈不有失‘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為公允。
試問哪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
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拿了一
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哪裏肯依!只說:“價多貨
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
評定,令隸卒照價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唐多
二人不覺暗暗點頭。

在這一番觀察,“天朝”的訪客先是懷疑,難以置信,繼則覺得有趣。原來君子國人所說的話,用的字句,和華人所說的相同,不過在應用上是相反的方向,這就是鏡中的形象;在華人只是說說而己,只是客套;但君子國人竟認真實行起來。他們也說:“忠恕之道”,也懂得“己所不欲毋施於人”的道理,只是用法不同;實際踐行,用於交易,更是不容易的事。空談高論,人人會說,人人可以講如何作君子,但認真實行的能有幾個?唐敖和多九公見識了,使他們“不覺暗暗點頭”。

作者知道,隸卒 (古時候的衙役,略等於公安,警察)公道交易,買東西付錢,不是他們的習慣;所以他特別舉有違反慣例的事件,作為反例;同時,反乎人的貪財好利,顯示出君子國的義。

另一個例子,是耍槍桿子的軍人,竟違反慣性,不但不仗勢欺人,而且強要多付價,少取貨;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如此“欺人”的方式,自然非在君子國見不到。

鄉農本來是愚而可欺的。君子國的商人,不但不欺鄉農,而且連他甘心不計較,也必強要計較,不肯欠“來生債”。是何事呢?他說:

“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餘銀子
存在我處,曾言後來買貨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
他,無從歸還,豈非欠了來生債嗎?今老兄又要如此!
倘一去不來,到了來生,小弟變驢變馬,歸還先前那位
老兄,業已儘夠一忙,哪裏還有工夫再還老兄!豈不下
一世又要變驢變馬歸結老兄?依小弟愚見,與其日後再
算,何不就在今日?…”x

作者對於佛教講因果,說輪迴那一套,想必熟知能詳,其實貪財謊騙,佛廟裏還問卜,講風水,還不是江湖手法?有幾個真相信果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君子國人認真的相信果報,所以不敢虧欠於人,務求至公至正。於是鏡子中暴露出中國佛教徒的虛假來。

我們的兩位旅客,所代表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唐敖代表大唐引以自傲的儒家道德,多九公則代表格致博物的科學家。但到了君子國,竟變成小孩子般的無識無知。卻偏偏來了兩位老人家,請他們到家中待茶,稱他們是“天朝的大賢”;先對中國文化大大稱頌一番,然後就請教了:

“敝鄉僻處海嵎,略有知識,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
得能不致隕越已屬草野之幸,何敢遽當‘君子’二字!
至於天朝乃聖人之邦,自古聖聖相傳,禮樂教化,久為
八荒景仰,無待小子再為稱頌。…”xi

在諷刺文學中,一般越是稱頌偉大,越是要加以小心。在這裏也不例外。說完了表面奉承的話,兩位兄弟就提出了一些自謙不解的問題“請教”:為甚麼有知識正常的人,會迷信無稽之談的“風水”?為甚麼把婦女的腳纏小了,是三寸金蓮之“美”?是不是把鼻子割小了,也是“美”呢?…一席談問,把中國文化千幾百年的醜事都抖了出來。這在福音之光照到中國二百多年前的當時,作者的思想可真顯然是進步得很呢!

旅游是為了追尋,體驗人生,眼見而外,還應該身受。到了女兒國,機會就來了。這次輪到了林之洋。女兒國是母系社會,國王是女的,她的后妃都是鬚眉男子。三個旅客中,唐敖的妻舅林之洋生得英俊,於是這位“粉面郎”,榮幸的被國王看中了,選為王妃。“身高體壯,滿嘴鬍鬚”的“宮娥”們,“如鷹拿燕雀一般”服事他,替他把兩耳穿了洞,戴上耳環;並且將腳“用力曲作彎弓一般,用白綾纏裹 …拿著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狠纏,一面密縫。…及至纏完,只覺腳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xii 這纏腳手術過程,寫得頗為生動。如果儒士們真正相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聖人教導的原則,這給婦女纏足的邪惡殘忍的風氣,何至於綿延千年,該早就廢革了。

鏡花緣也極會把人獸性化。又說到有一種“狗頭民”,以善於烹調知名。

多九公道:“你看他狗頭狗腦,誰知他於吃喝二字卻甚
講究;每日傷害無數生靈,想著方兒,變著樣兒,只在
飲食用功;除吃喝之外,一無所能,因此海外把他又叫
‘酒囊,飯袋’。”xiii

唐敖聽來熟識,有興趣上岸去看看。多九公吐舌道:“聞得他們都是有眼無珠不識好人;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亂咬起來,那還了得!”

極有趣的,鏡花緣還介紹了一種先進的換心手術,發生在“穿胸國”,查考他們的進化過程,就知道他們的胸原來爛穿過!讀者又聽到多九公的聲音在說:

“老夫聞說他們胸前原是好好的;後來因為他們行為不
正,每每遇事,把眉頭一皺,心就歪在一邊,或偏在一
邊。今日也歪,明日也偏,漸漸心離本位,胸無主宰。
因此前心生一大疔,名叫歪心疔;後心生一大疽,名叫
偏心疽;日漸潰爛。久而久之,前後相通,醫藥罔效。
虧得有一祝由科,用符咒將中山狼,波斯狗的心,肺取
來,補那患處。過了幾時,病雖醫好,誰知那狼的心,
狗的肺,也是歪在一邊,偏在一邊的,任他醫治,胸前
仍難復舊,所以至今仍是一個大洞。”
林之洋道:“原來狼心狗肺都是又歪又偏的!”xiv

鏡花緣就是這樣,照出了人的品性真面目。人的問題的中心,是人心中的問題,或說心中無主。對於這個問題,作者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但他清楚指明,那舊套的講道德,說仁義,並不是辦法。中國講道德文化,講了二千多年,也沒有出現“君子國”,反而要“禮失求諸野”。

很意外,這樣的書,沒有被選成為“才子書”,或偉大的傑作名著;也許人不喜看諷刺入骨的作品,或是恰好道著了他們的短處,不合他意;或者人不願面對鏡子,也沒有心志去追尋甚真理,沒有興趣改進。

   何處能脫煩惱

另一部追尋為主題的通俗小說,是明吳承恩撰的西遊記。書中敘述唐三藏取經,歷經許多劫難,最後得解脫。表明人對於祛除煩惱,求取涅槃的追尋。

列子卷二“黃帝”篇,xv 假託黃帝作白日夢,到了華胥之國,學得了無為之治的至高治術。陶淵明的“桃花源記”,xvi說是有個幸運的武陵漁夫,到了世外桃源,沒有人間的戰爭殺伐,人民安居樂業。不過,篇幅甚短,使人讀了有好夢遽醒的感覺。

   聖經與文藝

聖經雖然不止是文藝作品,但使徒保羅告訴讀者,不要把歷史只當作是已過的事:“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xvii 所以基督教文學,不止是逃避,也不是無目標的盲目追尋。

有些清教徒的觀點,以為小說可以引致品德敗壞,而最好也不過是“敬虔的謊言”,雖然美麗動人,讀來無益,而且廢時失業;所以他們許多的家庭中,除了聖經之外,只准許有一本天路歷程

其實,這種對文藝的看法,既不真實,也不公道。雖然英國清教徒當政的時候,關閉倫敦的戲院;戲劇一行的人,對清教徒也缺乏好感,但那時戲劇的內容,不僅不是妨礙風化,而且其內容正是推行清教徒思想,因為那是時代的主導思想,他們揭露社會罪惡,正是清除的對象。

   人不能行義的事實

希臘哲學家亞理斯多德, 使用了一個語詞叫Hamartia稱之為“悲劇性缺失”(Tragic Flaw),是希臘戲劇中主角失敗的主因。希臘文新約聖經,使用這個字,是我們譯為“罪”的一個主要字,表明射箭的時候,偏失不能射中目標。這說明有一個“正”的標準,也就是韓愈所說的“行而宜之之謂義”。xviii義是有理想的人所追尋的,不義是要克服的。

具有這個“義”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這可以看出,文學的美,也同時要求真和善。在傳揚福音方面,文學可以基本上可以作為有效的工具。

保羅寫出他的經驗:

我也知道,在我裏面,就是在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故此,我
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
頭的罪作的。xix

這爭持的經驗,也是馬丁路德所經驗的;神使他領悟到自己沒有力量為善,轉而仰望主,得到“因信稱義”的結論,開始了宗教改革的歷史。這是神學上的問題,但也成為文學上的動力。

在以利莎白時代和以後的十七世紀,是清教徒思想發展的時期。那時的文學,特別是戲劇,大都充滿肅除罪惡的主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xx 彌爾頓(John Milton),xxi章生(Ben Jonson),以及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xxii 並同時和以後的作家,莫不注重道德的教導,使文藝具有“教育和娛樂”的雙重功能 (To teach, To please)。 雖然閱讀文藝書籍或看戲劇,都不是追求真理的最好途徑,但其對信仰的傳播功能,是不容忽視的。

   罪惡感與價值觀

牛津大學教授葛登娜(Dame Helen Gardner),曾分析文學傑作產生的條件。她以為古希臘文學和十六七世紀的英國文學的產生,有其特殊文化環境:古希臘時代的稱為“羞恥文化”(Shame Culture),最高追尋目標是榮譽; 英國清教徒時代的 稱為“罪疚文化”(Guilt Culture) 最高追尋目標是聖潔。 那不僅是一兩部作品的理想,而是時代的文化背景。 xxiii 因此,荷馬史詩伊里哀得Iliad) 中的英雄亞其力 (Achilleus),以及其奧得塞Odyssey)中的奧得修 (Odysseus, or Ulysses),都是奮力爭取榮譽。而十六,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中,則是以除去罪疚為掙扎的目標。這樣,有理想而不能達到,追尋理想的過程,就有了爭持(Tension),成為偉大作品的動力。

這樣,我們就需要有是與非的界別。

我們的世界觀,各有不同。

有人看世界是大觀園,亭台樓閣,萬紫千紅,真是美不勝收。有人看大觀園全無足觀,道德腐敗,金玉其外,而敗絮其中。

必須在主的光中,才會認識世界真相,知道缺乏真價值。

否定世界的價值,才會追尋真正有價值的。

主耶穌說的天國比喻,很值得我們深思:“像買賣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xxiv

有正確的價值觀,才可以看得出問題,才會有理想。

   人心的問題

隋弗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國最著名的諷刺作家,他所寫的格立弗游記Gulliver’s Travels),xxv成為世界文學名著之一。書中說到格立弗船長,在歷經小人國,巨人國之後,在第四度出航的時候,因為船員叛變奪權,把他放逐到一個島上,那裏是Houyhnhnms馬的國度, 那裏是四足動物當權的世界,比人間的品德高尚得多, 仁愛的“主馬”(不是主人), 以“馬道”對待他;於是他就作了馬奴。照著馬國所通用的語言,稱人為Yahoo。於是格立弗大抖“種醜”,把馬族的語言所沒有的人間各種惡事,一一介紹,對於他們高尚的馬族,當然是不可想像:醫生斷定病人該死,如果到時候不靈,當然是病人有錯,可以用藥物幫自然的忙;律師的惡事,更顯然的;錢財的罪惡,超過高尚的馬能領會;王族近親通婚,生出來的孩子總不會聰明;但最難以界說的是謊言:因為照正直良善的馬想來,言語是為表達意思的;如果所表達的不是你的意思,豈不是誤用語言?他在那裏住得很好,與主馬相處也很好;只是馬國會認為他不配,就讓他回到人間的社會,好宣揚馬德。

著者的意思,顯然在於說明“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xxvi, 需要神的憐憫。如果誰要翻譯成中文,似乎可以名為“西洋鏡花緣”,因為在立意用筆上大致相同。

追尋為主題的小說,大致是不正常的人,尋求不正常的事和人;尋到的仿佛是鏡子裏面的自己。矮子有時到了小人國,自己變成了巨人,卻原來是被矮子群包圍:不少屬靈巨人,或政治偉人,都是這樣造成的。可惜,儘有人寧願生活在這種自我實現的夢境裏,而堅持不肯覺醒。

   尋求上面的事

約翰本仁(John Bunyan, 1628-1688)的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xxvii是“追尋”書叢中最著名的,被譯為許多種文字的譯本,三百多年來一直暢銷,僅次於聖經。寓言書中主角,是“基督徒”,逃離將亡城,經失望泥沼,虛華市,終於蒙恩抵達天城。

追尋,應該有個目標。事實上,人生就是在追尋,不過有的目標高,有的目標低。茫茫無目的的追尋,實在跟夢游差不多。目標越高,追尋過程中所歷的艱苦,也越多越大。

   在地上的腳蹤

社勒敦 (Charles Momroe Sheldon, 1857-1946) 是美國的公理會的牧師,作家。他有名的作品跟主腳蹤In His Steps),以一個鎮為背景,其居民共同約定,在一年內,臨到決定一件事的時候,要先自問:若主耶穌在我的地位,祂會如何作。xxviii

書中說到一位教會的牧師,同會眾相處很好,他也滿意自己的講道。有個主日,他講道的經文:“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彼前二:21)那天和以後一週所發生的事,使他認真思想事奉的意義,把道理化為實際的行動,真正跟隨主的腳蹤行;改變了他的生命和事奉,也改變了那教會和所在的鎮。這樣,全社區都改變了。

本書於1896年出版以後,六十年來,領美國聖經以外銷售最高的書,到現在售出約一千五百萬本以上。這本書,影響了許多人的生活。

   七十年後的生機

在無神主義思想和暴政下,被擄七十多年的蘇聯人民,為甚麼忽然有宗教復興?一位流亡英國的知識分子說,是因為當局沒有禁絕托爾斯泰和杜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這二人,不僅是俄國最卓越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壇上的傑出人物。他們對於基督教,有深誠的信仰,他們的小說裏,流露出對基督教信仰實踐的詮釋,適合於現代人的需要。

   托爾斯泰愛的哲學

托爾斯泰(Count Leo Tolstoi, Sep. 9, 1826-Nov. 20, 1910)和杜思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Nov. 11, 1821-Feb.9, 1881), 生在十九世紀的俄國。 那時,法國革命帶來反傳統制度的無神思想,影響到俄國的虛無主義(Nihilism)。在那個黑暗混沌的時代,竟出現了這兩顆輝煌的巨星。

托爾斯泰伯爵出身貴族,擁有廣大的田產,過著舒適的生活,甚受人尊敬。但他從早年就感覺內心的不滿足,嚮往屬靈生活。他期求絕對的道德生活,和永遠的福樂。但他注視自己的內心,環察周圍的社會,是充滿了可厭的醜惡。

在他的巨著戰爭與和平Voyna i Mir, War and Peace)裏,他藉書中人物,說出自己的心意:

如果活著只是眾惡莫作,就可以心安,不必悔改,那是
不夠的。我以往是這樣行—為自己而活,失去了生命的
意義。現在,我是為別人而活—至少是想如此作—到現
在,我才體驗到人生的喜樂在此。xxix

戰爭與和平以1805至14年,拿破崙侵俄前後的時代為背景,但不僅是一部戰爭歷史小說。 作者描述人的野心,更深的需要是內心的和平。出版後(1863-69)為他帶來極高的聲譽,成為世界名著。但作者的內心,也沒有和平,平安。

1873年,托爾斯泰的兩個孩子早逝,這使他更轉向研讀聖經。 到1879年,是他靈命的轉變。本來他就關心佃農,為他們的子女興辦學校,自己制訂課程;現在,他更感到擁有鉅大的財富,是可恥的罪惡,甚至想要自殺。

1880年,托爾斯泰決定從事體力勞動維生,並且幫助貧苦農民耕作;後來學了製鞋的手藝。此後,他的著作多是有關宗教,道德,社會問題。其中一項,是經濟改革。托爾斯泰和孫中山一樣,受了美國理想家喬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影響,認為徵用土地增值稅,是解決財富分配的方法。雖然,這種觀點,沒有任何經濟學家認真以為可行,但廣有田產財富的托爾斯泰認真倡行,革自己的命,是與別人不同的地方。誰能不相信其信仰的篤誠呢?

晚年的時候,托爾斯泰的心願,越來越加渴慕效法基督的生活。他很想把全部財產都分給貧窮的人,但是妻子和長子不跟他同心,這使他的意願不能達到。現在唯一可行的道路,是離開家,找一個僻靜的修道院,去過貧窮的生活,與神親近,求取內心的平安。托爾斯泰出走的計畫,只有他的小女兒預先知道。在她協助下,他與一名醫生,走向一個小火車站。歲晚風寒,八十二歲的老人,在那裏染上了肺炎,不久即逝世。

他的死,幾乎是殉道者的死,表現他生活和信仰作品的一致,也一樣的感人。但他筆下的作品,流露出愛的芬芳,持久存在。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福音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父親,是莫斯科一所慈善醫院的醫生。當少年時,杜思托耶夫斯基進入陸軍工程學院受訓;但他的性向喜歡文學。他十八歲那年,父親被自己的一名佃農殺害。二十三歲那年,杜思托耶夫斯基退役,離開軍中生活,專心從事寫作。次年,發表了第一部小說,就他實際所見的,描述貧苦人生,甚為成功。

1849年,二十八歲的杜思托耶夫斯基,因為參加一個當局認為反動性的“讀書會”,被逮捕綁赴刑場。沙皇暗中安排,他只是“陪決”:綁在刑柱上即將槍決時,下令赦他一死。接著,遣往西伯利亞監獄中服刑四年。出獄後,他在那裏的軍中又住了五年,從事寫作。這段生活,在他心靈上留下了創傷。

1866年,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出版,確定了他在俄國文壇的前驅地位,也是他最為人所知的作品。不過,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正的傑作,要算在去世前那一年(1880),所出版的可拉莫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xxx 神學家派克 (J.I. Paker)稱他是最偉大的小說家和基督徒作家,他的布局和對於墮落人性的刻畫,只希臘悲劇作家哀司奇勒斯(Aeschylus)和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可與比擬;他描述神奇異的恩典,和基督救恩的深刻,只有但丁(Alighieri Dante)及約翰本仁(John Bunyan)差堪相近。 連從來沒有讀過可拉莫佐夫兄弟的人,也會知道書中名言:“如果沒有神,甚事都可以作。”俄國哲學家索忍尼真(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許多年後,活過了革命的蘇聯,他說:“這毀滅性的革命,殘害了六千萬的國人,只證明因為不要神,帶來了這災難。”

牟格瑞治(Malcolm Muggeridge)稱讚說:

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是一位先知型人物,投身於人間的地
獄王國,達到各各他。他有極敏銳的眼光,預見到我們
今天的世界。他並宣告,不是靠甚麼社會主義及革命,
而是由於完全的基督教啟迪教化,才會帶來四海皆兄弟
理念的實現。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思想,總離不開聖經,離不開神。在西伯利亞的監獄中,他把新約聖經讀了許多遍,對於基督深信傾服。在那裏,他與各形各色的罪犯為伍,也使他識透了人的罪性,知道唯一的希望在於基督。他說:“如果有任何人給我證明基督是在真理之外… 我寧願保持跟基督在一起,而不要那真理。”他的行事為人,可能不盡無可議之處,但他心中總是有活生生的基督,在引導著他,給他盼望;這都充溢在他的作品中。可拉莫佐夫兄弟可說是傑作的代表:

一個不成材而可憎厭的父親,從前後兩個妻子生了三個兒子。一個是叛逆反抗的造反型,常同父親爭吵;一個是絕頂聰明,迷信科學的無神論者,或說竭力使自己不相信神的存在,不承認神存在的唯物主義者,他雖然沒有直接殺死父親,但卻影響了僕人 (他父親的私生子),釀成了弒父慘劇;另一個兒子是愛與和平的象徵,宗教型,像基督的人物,早年就進入了修道院。愛,恨,和自恃理性,存在於同一個家裏,在同一個國家,也在同一個人的裏面。這反映他那個時代,豈不也反映每一個時代,我們的時代?

其中有一個故事:院中一位最受敬愛的長老修道士死了,停放在那裏,開始發出腐臭味。在深夜,一個新進的修道士在旁邊一個角落禱告,聽到棺前守夜的老修道士低誦約翰福音中“迦拿婚筵”的一段。在似睡似醒中,他仿佛身臨其境,看到基督和婚筵中的各人,意外的,棺中的死人也在那裏。…對他說:“我也是受邀請的,你也快來參加婚筵!”年輕人看到了基督懼怕起來,老修道士對他說:

“不要怕祂!祂偉大可畏,莊嚴可敬,但祂也是無限慈
愛。祂因為愛,自己成為跟我們一樣,也與我們同樂。
他不願人的歡樂短缺,把水變成酒。祂希望有新的客人
來,一直不停的招呼人來。…看,有人拿新酒來了。你
看他們拿器皿來。…”
他醒來,心中無限歡樂。(Bk.vii, ch.4)

有這樣偉大的作品,那個國家的靈魂不會死亡的。

這使我想起,在許多年前,一個朋友說起,俄國茫茫無垠的廣大雪原,產生聖潔可愛的文學,熱情的基督徒。當然,這一切是由聖經來的。

在十幾年前,美國這個國家還有人想毀滅敵對的蘇聯,只要沒有輻射使“作法者自斃”,不惜使用核子武器!我們當時的牧師,以“和平之子有福了”為題,傳出主日信息。他向會眾說:“你知不知道,在蘇聯,今天和我們敬拜這同一位神的主內肢體,比全歐洲的信徒加起來還多?”

現在,前蘇聯的人口,有一億以上是基督徒!而宗教熱情的復興,正是空前的蓬勃。冰封的大地已經解凍,不止是新綠遍野,而且正等待豐收。我們都承認是聖靈偉大的工作,但也不可否認,聖靈藉著偉大的文學在工作。

   福音文藝滲透文化

在英國,福音的火焰似乎低沉而昏暗的二十世紀,神卻興起了盧宜思(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 仍然藉著文字光照世界。他是牛津和劍橋大學的語文學者,卻寫了多種成功的基督教文藝作品,包括七本童話系列Chronicles of NamiaTill We Have Face, Pilgrim’s Regress, The Screwtape Letters 等書。他的護教作品和見證,固然影響了許多人,而其文藝作品,也是廣泛而持久的美好事奉,經過翻譯成多種文字,無數各種文化語言的人,從而得到益處。

日本的三浦綾子,活在一個對福音深閉固拒的社會,而且又是女人,當她生時仍是不被重視的。但她藉著小說,把福音傳遞給讀者大眾。多年前,殷穎牧師特地遠去日本北海道,訪問那位虔誠的基督徒作家,三浦綾子說:“耶穌基督的先鋒施洗約翰,喊著見證耶穌說:‘看哪,神的羔羊,背負世人罪孽的!’在猶太是可以的;如果是在日本,人就不能明白他在喊叫些甚麼。”所以她看自己的工作,如同給施洗約翰作先鋒,預備福音的好土。結果,她的小說,影響了很多人歸向基督。她的目標達到了。現在她已經離世,不過她的小說,被翻譯成許多文字,仍然在作引人歸主的預工,真是因信仍然說話;給她作品譯成中文的朱佩蘭女士即其中一人,本來是不信主的,因翻譯浸淫日久而受感皈信基督。xxxi

   我們需要基督教文藝

基督教傳入中國,最初是景教的流派,約有二百年興盛時光,曾至“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xxxii但缺乏文藝作品,沒有在文化上留下痕跡,以至後人不知有過景教。以後羅馬天主教及更正教先後來華,在科技文化上還有過相當貢獻,不過,在文藝方面則無多大表現;只有幾部翻譯作品,可惜流行不廣。究其原因,可能是宣教士們不加提倡,或由於忽略,或竟是缺乏認識。

幾年前,同文藝界的朋友談話,說起中國人還沒人誰得過諾貝爾獎;印度的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早在1913年就成了第一個得獎的亞洲人。 中國人科技比不上人家,連文學都不行,該是可惜也可恥的事。

有人說:照現代的中國文學作品看,如果得了諾貝爾獎,才真該臉紅呢!

現在真的有中國人高行健, 以其作品靈山獲得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了。看過的人,會覺得那本厚厚的書,算是有分量,不會比近年來的得獎作品更低,但也不會更高,只能說是平常。實在說來,諾貝爾獎不能作為衡量成就的標準,往往有其他因素在內。

如果問:靈山該歸屬於哪一文學品類?答案是以追尋為主題的作品。這類文學作品,中國與西方都有。

人,總有個理想。當這個理想不能達到的時候,就興起追尋。這裏追尋不到,就往外地去追尋。在現實的生活裏追尋不到,就希望在文學的幻想領域裏得到。這就產生了以探奇為主題的文學。

但誰能看得出靈山的追尋目標是甚麼?

現在如果你問我,是否為中國人得諾貝爾文學獎臉紅?我的回答是更加臉紅:一面是為得獎文學的水平,太水,又平了些;一面是為中國基督徒寫不出天路歷程那樣的作品,或像樣一點的作品。

聖經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xxxiii所說的“虧缺”,是hamartia那個字。 不論以色列人,中國人,或是任何種族,空談道德仁義,卻總是無法逃避那些叫人臉紅的事實:裏面的獸性支配著人的行為。人都是為自己,自私,偏心,以至從心裏湧出各種邪惡。唯一解決的方法是新的生命。主耶穌說:“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因此,祂又說:“你們必須重生。”xxxiv 盼望華人能知道自己缺欠,追尋得著這更高的生命。

   我們應該覺醒

總括來說,基督教文藝是宣道的事奉,有屬靈的使命和目標,而以文藝的形式表現出來。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al, 1770-1831) 說:“人不能超越他的環境,正如不能跳越自己的影子。”但文藝作品,確實能夠型鑄時代的思想潮流。明顯的例子,是但丁(Alighieri Dante, 1265-1321) 所寫出的Inferno,給中世紀教會鑄成地獄的形象,過於神學的教導。同樣的,近代的存在主義哲學的大眾化,得力於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的通俗小說,以推廣其存在的荒謬和無意義的看法。xxxv雖然,其效果絕不是我們所期望的,但我們不能改變其影響的事實存在。不幸,他們二人都曾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卡繆1957;沙特1964,拒絕接受);說明他們都能夠寫,只是不知道寫甚麼正確的。因此,我們不能只期望,必須要積極的作些甚麼。

我們不能以板著面孔說教,為唯一的事奉方式;因為聖經說:“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xxxvi如果我們堅持只用“單行道”的宣道路線,不僅效果不彰,不能普及,更不是充分遵行神的命令,沒用“諸般的智慧”,只選擇自己喜好的去作,有時且不免只為了懶惰塞責。

乍從表面看,以上所舉中國小說與基督教文藝,不無約略相似的地方,如暴露黑暗方面;但一般文藝作品,只是出於普通啟示,而基督教文藝本於特殊啟示的聖經,水流不能高於源頭,這不同的源頭自然非常重要。只有聖經能夠指出:罪惡的起源,除罪的途徑,赦罪的表現。只有基督教文藝,能對世界作出這樣的貢獻。因此,我們必須藉文藝引人歸向基督。這是聖徒無可旁貸的責任,應該是每一聖徒的使命和抱負。

這是一個失去理想的時代。不幸,有許多基督徒,也“照著世人的樣子行”。xxxvii既然“效法這個世界”,思想沒有“更新而變化”,xxxviii 就難能希望寫出屬靈作品。 如果要改變這種現象,使福音有效的廣傳,教會就必須注重文字宣道,注重用文藝傳揚救恩的信息。主耶穌是最善於使用比喻的偉大教師,英國著名小說家迪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說:浪子的故事,是最偉大的短篇小說。如果我們的主,以此闡明真理,我們還敢於忽視,還能以為那是雕蟲末技,自視“僕人大於主人”嗎?在現今這大眾傳播極其發達的時代,電子媒介增加了傳播的速度和廣度,教會如果把傳福音當作我們的事業和使命,就更應該認真的注意培養,鼓勵文藝的文宣士了。

我們禱告:求主在華人中興起基督徒,能寫出偉大的作品來,激使人覺醒,追尋屬天的理想,得著永遠的生命。

 

i Aristotle, “On Poetics”, in The Woks of, Great Books of the West, trans. Ingram Bywater.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4. vol. II, p.686.
ii 楊蔭深, 中國文學史大綱。 新加坡:商務印書館, 1979。 頁153,154.
iii 張鴻勛,說唱藝術奇葩:敦煌變文選評。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頁159-209。
顏廷亮,張彥珍,西陲文學選珍:敦煌文學通俗談。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頁29-32。
iv 姜良夫,敦煌學概論。昆明:雲南出版社。1999。頁53。
v 楊蔭深,中國文學史大綱。 頁523-526。
vi 曹雪芹, 紅樓夢
vii 施耐庵, 水滸傳
viii 李汝珍, 鏡花緣
ix 同上書,第十回。
x 同上書,第十回。
xi 同上書,第十一回。
xii 同上書,第三十三回。
xiii 同上書,第十五回。
xiv 同上書,第二十六回。
xv “黃帝”第二,列子,諸子集成。 上海:中華書局,n.d., 頁13,14.
xvi 陶潛,“桃花源記”,古文觀止,卷七。 上海:商務印書館,n.d.,頁290,291.
xvii 羅馬書第十五章4節。
xviii 韓愈,“原道”,古文觀止。 上海:商務印書館,n.d., 下卷,頁319。
xix 羅馬書第七章18-20節。
xx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Comlete Works. ed. G.B. Harris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xxi John Milton,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 ed.Merritt Y. Hughes. Indanapolis, 19 57.
xxii English Drama 1580-1642, ed. C.F. Tucker Brooke & Nathaniel Burton Paradise. Boston: D.C. Heath, 1933.
xxiii Helen Gardner,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00,101.
xxiv 馬太福音第十三章45,46節。
xxv Jonathan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4, pp.135-184.
xxvi 耶利米書第十七章9節。
xxvii John Bunyan, Pilgrim’s Progress. Lynchburg: The Old-Time Gospel Hour, rpt. 1979.
xxviii Charles Sheldon, In His Steps. ed. James S. Bell Jr. Tulsa,OK: Honor Books, 1998.
xxix Leo Tolstoy, War and Peac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Chaci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894.
xxx 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 Constance Garnett,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4.
xxxi 殷穎,回憶訪問三浦綾子。 舊金山:2002年七月二十六日談話。
xxxii 僧景淨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長安:781年立,1625年出土。
xxxiii 羅馬書第三章23節。
xxxiv 約翰福音第三章16節。
xxxv Francis A. Schaeffer, Escape From Reas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estchester, IL: Crossway Books, 1982, vol. I, p.238.
xxxvi 歌羅西書第一章28節。
xxxvii 哥林多前書第三章3節。
xxxviii 羅馬書第十二章2節。

-- www.AboutBible.net --
.于中旻 著 by JAMES C M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