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止匹夫有責

耶和華發怒成就祂所定的，倒出祂的烈怒；
在錫安使火着起，燒毀錫安的根基。
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
都不相信敵人和仇敵能進耶路撒冷的城門。
這都因先知的罪惡和祭司的罪孽，
他們在城中流了義人的血。(哀四:11-13)

政治場上的現象：遇到打敗仗，或處置錯誤，總是指頭點向別人，通常是弄幾名下級人員頂替罪名。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是常聽到的話。意思是說，國家的興盛或敗亡，不僅是官員大人們的責任，不僅決定於宮廷和營帳中，也是一般小老百姓的責任。不過，在升官發財的時候，就輪不到人民了。

其實，決定大事的，還是少數的人。今天，影響政治運作的，是一班聰明的專業Spin Doctor們，人民作不了甚麼主。在古時的宮廷政治，常是有一批人，圍繞在君主身旁，伺機說些討主人歡喜聽的話，自己就得到利益。不幸，這些人中，包括太多的“太監神學家”和“太監先知”。

美國文學家莫維勒(Herman Melville,1819-1891)，在他著名的小說大白鯨(Moby Dick; or, The Whale)中，獨運匠心，把一個教堂的講台，描繪成船上的舵樓，傳道人仿佛是舵手，指引着時代的方向。這對於傳道人，寄望甚殷，也是極高的讚揚。可是，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這樣，國家這巨船，也就不免在風浪危難之中。

一個小教會，從英國移民，開拓了美洲大陸的新興國。照常理說，應該受宗教影響甚大。當然，開國之前是這樣。獨立的時候是這樣。

到了近年大眾傳播發展，一個新特權階級形成。

實在講來，在公眾面前顯著可見的人物，影響力自然較大，因此，他們的言語或靜默，也相對的負有責任。曾不止一次發現，所謂“明星”人物，利用他們的可見度和知名度，兌換現金，輕易登上另一種舞台，成為政治舞台上的角色。雖然他們的政績，一般並不出色。

在十九世紀，旅行佈道家克萊特(Peter Cartwright,1785-1872)，是一位剛強有能力的衛理公會傳道人，所到之處帶來復興；因為他不妥協的性格，騎馬巡迴佈道的時候，不僅帶聖經，也帶着來福槍。他與林肯競選國會議員的席位，而遭受挫敗。

二十世紀末，在美國福音派復興的時候，維琴尼亞州，有一位浸信會牧師福維勒(Jerry Falwell，1933-2007)以他的教會和大學為基地，加上電視廣播聽眾，成為影響政治決策的人物。只是到底缺乏建設性的影響。

更有個滑稽宗教人，似是以神為他的私產，此君慣於口不擇言，且動輒假借神的名義，就像中國的村夫出口爹媽那麼隨便。是擁有大眾傳播機構的羅勃生(Marion Gordon “Pat” Robertson,1930-)。1988年，聲稱得到神的啟示，要他出來作下任的總統。不幸，競選結果，他連共和黨的提名都沾不到邊，總統歸了喬治.布殊(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羅勃生年紀也不輕了，作這種事，並沒說明是神的錯誤，或歷史錯誤，只是沒有承認自己錯誤。更可怪者，是仍然有跟從者支持他。

歷來傳播界最有影響力的人，要算克朗愷(Walter Cronkite,1916-)此人高風亮節，品格為群眾所信任。當美國前總統約翰生(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1973)，聽說克朗愷不支持侵越南的政策，廢然歎曰：勝利無望了！克朗愷抵得許多個師的軍隊。

退休以後，有人勸促克朗愷競選公職，搞個副總統甚麼的幹幹。克朗愷說：移借群眾的信任，謀自己的職位，是不道德的。他又說：如果作參議員，該是可以的；但他無意競選，待受徵選的時候，再作考慮。當然，並未成為事實。

不過，克朗愷不是宗教人物。當世唯一影響力超越克朗愷的人，是佈道家葛培理(William “Billy”Graham,1918-)。葛培理多年來一直被推為世界上最可信任的人。在這個信義蕩然的世界，這是很難得的，真是暗夜的燈塔。葛培理從來不說假話，不說不當說的話；如果說他有毛病，是他不說當說的話。

葛培理認識杜魯門以次，第二次大戰後的每位美國總統，可說從艾森豪以下每位總統的朋友，但說不上諍友。他與尼克森感情最深，但沒有發揮很大的影響。總之，他是上帝的推銷員，卻不是疾言厲色，宣告審判的先知。最近的小布殊總統和其“四人幫”謊言欺世，陰謀侵伊拉克，不論事前事後，如果葛培理肯講幾句話，更理想的是指斥其非，也許事情不至於搞成糟到不可收拾。

從聖經看，歷代的先知，摩西是直接參與政治運作的領袖。到以色列建國以來，從幼年的撒母耳開始(撒上三:21)，每位先知都不避免涉及政治，或評覈當局，特別是以斯拉，向人民傳佈神的信息，及道德原則，正如聖經所說：“祭司的嘴裏，當存知識，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律法，因為他是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瑪二:7)

“耶和華的言語稀少”(撒二:1)，是宗教衰敗的跡象，是神的咒詛。先知不傳佈神的信息，是失職的“啞巴狗”(賽五六:10)，不盡其看守羊群的責任。當然，他們不是放棄職業，不再登台講章，而是不痛不癢的應付，或討人喜歡，不傳揚與實際生活有關的信息。

當亞哈王在位時，假先知像莠草遍地。

有個西底家，為了增進宣傳效果，造了兩個鐵角，象徵耶書崙的“野牛之力”，誇張其反攻必勝，復土吉祥(王上二二:11)。結果，當然是適得其反，亞哈化裝赴戰，還是變成屍體回來。

猶大王亞哈斯的時代，祭司烏利亞逢迎君惡，照異邦的祭壇建造，代替耶和華殿的壇(王下一六:10-18)。宗教上的臣服，帶來外邦的征服。

當猶大弄得國將不國的時候，神興起了先知耶利米。

這位神特別選召的先知，得神分別為聖，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作列國的先知：“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一:5-10)他開始的信息，就是與時局有關係的。他也親自見證猶大的被拔出，拆毀。

猶大國的西底家王，並不像他以前的瑪拿西王，說來該不算是硬心行惡的材料。不過，他生性搖擺不定，極容易受人影響。他也愛聽好話，把期望當作信心。好多次耶利米向他宣告神的信息，他似受到感動；可是，他周圍有一批先知，單傳播好消息，給人民虛假的倚靠，大唱其“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神必幫助這城。”(詩四六:)而且他們的宣傳網很有效，以至友邦也以為耶路撒冷牢固不可破，有神的同在。只是仍然城破了，西底家王被俘了，被帶去巴比倫監禁。

耶利米先知在城毀國亡之後，才沉痛的說：那些先知和宗教人，堅固惡人的手，“在城中流了義人的血”。他們不叫人悔改，終於遭受神的審判。豈不是他們該對亡國負責？

願主感動祂的兒女，遵行聖道，呼召真的先知，傳出上面來的信息，引導國人行義路。阿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