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倫理

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在馬爾他的猶太人（The Jew of Malta）一劇“序幕”中，藉一個歷史人物的口說出這樣的話：

雖然世人以為謀奇維利死了，
但他的陰魂飄遊在亞爾卑斯山間…
有些人或許以我的名字為可厭，
但心裏愛我的謹守不宣之於口；
讓他們知道我是謀奇維利，
不重於人，也就不重人的言談。…

謀奇維利（Nicolo de Bernardo Machiavelli,1469-1527）的政治理論，是為了政治利益，不妨忘記倫理。自從他的著作人君論（The Prince）問世以來，許多人以為政治原則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雖然這可能並不是原作者的心意，他的名字就同這樣的政治理論連在一起。這有些像前些年中國的李宗吾，寫了一本名著厚黑學，說世人成功之道，是臉厚心黑；其着意在於分析，而非教導；並不是教人效法，而是諷世，或許也可叫人提防。無論如何，“謀奇維利”的陰魂，不僅漂蕩在歐洲，也越過了大西洋，到了美國。

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是一位注重道德重原則的領袖，提倡“公義勝於強權，和平重於武力”，在近代國際政治上，可算是陽春白雪。

不幸，威爾遜提倡世界和平的理想，沒有得以實現。但到了這一代，連如此理想也沒有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孕育了聯合國的理想。1845年六月二十六日，舊金山會議通過了“聯合國憲章”。同年十月二十四日，聯合國成立了。美國喊出“人權”的口號，好像成為美國的專利商標；但指責別人不尊重人權，並不能有賄賂自己良心的效果。自己國內每年墮胎殺嬰一百多萬，同性戀成為特權，商業詐騙成為風氣，還好意思高談道德？

伊拉克戰爭，是基於“以血換油”的政策，決定原則只是為了利益，而且少數人利益。對國家安全的立即威脅成了最方便的藉口；特別是從九一一事件以來，還有甚麼比這更動人的理由？結果，征伐伊拉克的行動發生了。只是為了造成發動軍事侵略，而尋找伊拉克製造集體毀滅性武器（WMD）的“證據”，事實上是站不住的；軍事佔領而沒有充分的善後準備，結果鬧得手忙腳亂，軍隊死亡與日俱增，屢屢遭受攻擊，每天都有。原來說是會受到人歡迎，卻不料結果如此！到現在才了解，建立新喬治亞殖民地（Neo Georgia）的理想，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這樣師出無名的軍事行動，成功是不道德，不成功是不智慧，只有粗莽而智商過低的人才會去作。以力服人，不是以理以德服人，是最不智的。本來美國受全世界歡迎，不旋踵間，那樣的情況不見了，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麻州參議員泰德.堪乃第（Edward Kenndy），本來不是以品德著名的人物，竟然說：侵伊戰爭是“騙局”（fraud）手法。不老實總統氣不過，就指他的言詞無禮（uncivil）；看來在政治上戇直的老實話，是不合時宜的。指鹿為鹿的人，很難站得住。揩油不到的人，自然不了解其中的妙用。

侵伊拉克的軍事行動，自然有沾利益的人。

通用科技公司得意的說：攻擊伊拉克的武器是我們造的，戰後的建設又找到我們！這錢很好賺。如果單看這兩邊贏，自然是好生意，只是雙方的死傷，帳該記在誰身上？

有一個對“政治”的定義是：“為利競爭，偽裝作堅持原則。解公眾事務取得私人利益。”這出自魔鬼字典的解說，假冒為善的人奉為經典實行。

Politics, n. A stife of interests masquerqding as a contest of principles. The conduct of public affairs for private advantage.（Ambrose Bierce, The Devil’s Dictionary）

以唯物主義的觀點，傳統道德不值得考慮。但在基督徒的立場，則不能置道德於不顧，而發展獸性。我們不僅應該講人權，更應實際尊重人權，道義。

消息傳出來，好利薄敦公司（Halliburton）和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等許多大企業，因為與政府高幹關係密切，把美國公務人員退休公積金，投資在支持恐怖分子的國家；所以恐怖分子攻擊美國，是得到美國公司的間接支援，真成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紐約市的主管可不以為是好笑的事，鬧着要徹查，認為世貿大廈幾百名警察和消防人員，不應該如此枉死；其他各州，也認為太過分，要撤回他們的資金。而這些企業，是對政治人物的大支持者，所影響的資金達七萬億（7以後加十二個0）。經過CBS新聞系統報導這消息，似乎有發展釀成大風波的可能。這足為政治無視於道德的說明。

為甚麼選伊拉克來立威？當然又是以政治和商業利益為考量。伊拉克政府誠然不好；但給人家改換政權，不該是我們的事。蘇丹的種族鬥爭，奴役屠殺基督徒，以百萬計，為甚麼不以軍事干涉？對宗教迫害，沙烏地亞拉伯是最嚴酷的，貪污腐敗，也是最利害的，為甚麼不去改換他們的政權？為甚麼以前把伊拉克的獨裁者當作朋友，現在成為勢不兩立？這些事情的發展，當然都不是以道德標準。

主耶穌告訴門徒：“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太五：14）光不是以利害為衡量標準，而是在黑暗的環境，就發出光來，自然驅逐幽暗罪惡。城不是以攻伐取勝，而是作實在的見證，造在山上，給人看見知道其存在，就說：“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光中行走。”（賽二：5）這正是清教徒早期移民的理想。

美國建國以來，一直以為光作見證為使命；不僅注重國內的社會改革，也差遣宣教士往遠方傳揚福音，不是帝國主義，而是“上帝國主義”，成為世界民主的榜樣，和屬靈復興的盼望和領導者。

可是，這並沒有引人屬靈的黃金時代，到了十九世紀末，工商業發展，財富急劇增加和集中，因而財閥影響政治，成了“鍍金時代”（Gilded Age）。這樣，品德成為貶值的商品，以為地上的財寶是蒙福的證明。因此，教職人員犧牲屬靈和聖潔的品德標準，求取財物的支助，一種新的實利神學出現了：必須事奉瑪門以事奉神。

以地上的事為念，自然是忘記屬天的事。結果，形成屬靈情況的衰落：大教堂建立起來了，但裏面的空椅子沒有人坐；奉獻增加了，但所傳的不是福音；武器發展了，領土擴張了，但家庭破碎了，犯罪率高漲。總之，有外表而失去了實質，有花而無果。

近二十年來，福音派基督徒，似乎形成政治勢力，只是缺乏道德和屬靈的影響力。如果政治決策看民意測驗，看市場行情，看商業利益，哪還有領導可言？在政治運作上，可以立法禁止墮胎；但不能立法以促進道德，建立家庭。教會的責任是禱告，是向神呼求，是發光引導社會，是改變文化。參政的基督徒，更有責任彰顯品德，以道德原則領導社會：“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8）

倒是天主教，有些時候表現出倫理立場。例如：禁止贊成墮胎的政客聖餐。前任加利福尼亞州長戴維斯（Gray Davis），就是經主教宣佈“不歡迎參加聖餐”的人物。現在的總統候選人凱銳（John Kerry），也因支持墮胎，違背教會立場，而經禁止聖餐；如果他當選總統，不知會怎樣。想到當年的米蘭主教安伯波羅修（St. Ambrosius, c.339-397），更敢於阻擋羅馬皇帝提奧道修（Emperor Theodosius）進入教堂，直到他當眾公開懺悔。今天，教會的領袖們站在哪裏？

在基督徒仍然佔絕對多數的美國，前任總統期間，到白宮去，要記得：“單身婦女，注意安全。”現任總統的時候，到白宮去，要記得：“留心錢包！”免得被白宮主人扒走，作為孝敬大公司的回饋禮品。這個國家的前途，真要求主憐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