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宗教,可能會聽見如此反應:“無論甚麼宗教都是一樣的。”其實,不少人這樣說。只是有的人說得比較精確:

“宗教”,不管甚麼宗教,對於一般人,都是同樣的真實;對於哲學家,都是同樣的虛假;對於執政者,都是同樣的有用。”說這話的,是英國史學家紀朋(Edward Gibbon, 1734-1794)。

他如此說,因為他是懷疑論者。懷疑是不能確信,懷疑論者不能相信任何宗教。

其實,紀朋使用“宗教”這語詞,非常恰當,意思就是宗從,教導。要合於這定義,宗教必須是書的宗教,不僅是廟宇的宗教。沒有教義著作,只能盲從,定會陷入迷信,毀滅。

說話前不久的英國,說到“宗教”是指基督教;也許,在他的時候還是那樣。

基督徒本來稱為信奉“這道”(使徒行傳9:2)的人,表明有其獨特的行動倫理規範,使迫害的人不難跟蹤找尋。當時窮凶極惡的掃羅,尋找迫害基督徒,不必費太多力氣,就可以找到,並加以逮捕。原因是他們有腳蹤可尋。

主耶穌宣告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太福音16:24)這話要求信徒有生活方式的改變,跟從他們的牧者,不再偏行己路。正如雅歌所說:“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隨羊群的腳蹤去…”(雅歌1:8)羊群認識好牧人的聲音,絕不低於聽命跟從(約翰福音10:4,5)。唯有倫理腳蹤可以宗從的,才是真正的信徒。“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彼得前書2:21-25)照紀朋的說法,這是“一般人”,也就是正常的基督徒,不是統治階級利用宗教。

舊約時代的古列王(塞魯士),與元世祖忽必烈,這兩位絕世英主的宗教政策甚為相似。他們都認為宗教對統治者同樣有用,不妨多多益善,所以寬容各型各色的宗教,兼收並蓄。所不同的,古列采取的是拼盤,忽必烈的菜單上卻是雜碎。口味不同,並不是分上下,而是因為設境的不同;中國文化中的宗教,並不是獨味湯。所以有人說,中國沒有宗教,也不是全無道理。人不能同時走許多方向,一般說來,宗教具有排他性;中國的所謂“宗教”或傳統宗教,混雜到可笑的地步。例如:佛教信輪迴,怎能斷定自己的先人是龍是蟲?竟然跟祖先崇拜混合並容。更不難看到民間的廟裏,兼營抽籤卜卦,是怎麼回事?狂妄愚昧的敗將關羽,免於軍事法庭已經不錯了,竟然被崇為“武聖”,已經夠怪異了,又成為山西夫子“財神”?雖然他並沒有剋扣軍餉的劣跡。還有,渺不可跡尋的神話人物,以至小說家筆下虛構的精靈鬼物,猴王獨受崇敬;同一集團的豬公和沙僧,則受冷落不提,連他們的師尊唐三藏,也忽略不提;不敬師長違反五倫,是不可原諒的事;更何況卑人尊畜,虛無的猴子王,也進化成神祇,認真的享受祭拜,豈非是荒唐透頂,可笑的怪行?混合的民間宗教,愚民而誘民入邪,為那惡者操縱,是極其可悲的事;還有其對於文化的影響,卻常被忽略。

劍橋學者李約瑟(Noel Joseph Needham, 1900-1995),在其名著中國科技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提出一個問題:在試驗世紀以前,中國有二十六種重要的發明傳入西方;西方則僅有三種東傳,其中有獨輪車和螺絲釘。但自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再沒有新發明。原因何在,不是他的研究範圍。近年來有學者試圖回答這問題,但僅從十六世紀的科技方面作答,只是膚淺的表面之論。其實,我們更不該忽略宗教對於文化的影響。

漢代的貶斥百家,獨崇儒術,是言論不自由的低谷。但皇帝老闆多迷信方術,說一套,行另一套。流傳到宋代,儒家學人輩出,與東晉王夷甫輩的清談成風,以至中原陸沉,基本上沒有多大差別,只是他們缺少玉樹臨風的風範;宋理學更融入釋道成分,因此有“宋儒非儒”之譏。理學與外來思想混合,語詞幾乎相同,卻消除了想像創新的能力。這似乎可以為中國科技的衰退作為解釋。

說到人為的宗教與啟示的宗教,不能混為一談。不幸有的政治領袖,對於宗教既不“明體”,也就不能“達用”;更糟的是把他們一小幫人的甚麼“主義”,來代替宗教,排斥宗教,甚至把自己幻想變成“神”,叫人民崇拜,像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所搞的。不過,驕傲的王變成的是甚麼呢?“喫草如牛”,獸面人心,直到他悔改,知道“舉目望天”,轉機才臨到。

唯一的真宗教,不是誰的發明,是由於神的啟示。神的兒子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穌,到世上來,祂自己宣告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14:6)所以宗教不在於教訓的差別,是終局的差別:到父那裏去,是作神家的人,享受永遠的福樂,不是在審判台前被定罪,進入永刑。

當然,決定信從宗教,是現在的事。耶穌說:“人若立志遵着祂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着自己說的。”(約翰福音7:17)

祝君相信,走上正路。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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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旻 著 by JAMES C M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