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主焚燒的賓為霖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一六：9）

神給人有思想，就是要叫人用的。人自己籌算計畫，並沒有甚麼不對，但總要以主為中心，倚靠祂的力量完成。

多數神的僕人，在行神道路的時候，要經過一段摸索，探求神的旨意。在這過程中，如果有主內的先進，對他們幫助，引導，予以適時的鼓勵，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論這樣的經歷有多麼美好，總不能代替神的旨意，和神給每個人所預備的道路。

明天就行

賓為霖（William Chalemers Burns, 1815-1868）蘇格蘭人，是個很敬虔的青年。亞伯丁大學畢業，二十四歲時，獻身預備往印度宣道。當他啟程之前，在父親的教區講道，聖靈大大動工，英倫三島的教會復興。因此，他沒有去印度，而成為青年游行布道家，也遠渡大西洋，到加拿大工作過。

1845年，英國長老大會通過了派遣宣教士往中國宣道。

經過了祈禱，但無人願意前往。如此經過了兩年，大會失望了，考慮放棄中國的工作，以為該往印度。

1847年，三十二歲的賓為霖來應徵了。他們不明白，為甚麼這位頗有名的佈道家會肯去東方，但合格不成問題，就接納了他。當問起他何時可以成行時，賓為霖回答說：“明天就行！”這樣，在極短時間之內，他啟程前往中國。

賓為霖先到達香港，在那英國屬地的島上，學了廣東話，並傳道兩年，然後去廣州。到那裏以後，住了十六個月，大部分在洋行區，無法長久安身，更難以展開工作。

1851年，賓為霖轉到另一個開放商埠廈門。又是兩年過去了。

人如其名熱情“焚燒自己”（Burns）的賓為霖，並不是甘於領薪游埠的宣教士。學了中國語言，辛勞六年之後，卻看不見顯著效果，並不如他在英語世界一天內可以引幾百人信主，不免心寒難過。這能說是神的引導嗎？那位慣於布道復興的神的僕人，心中的困惱可以想見。

1853年末，他流著眼淚說：“我不知甚麼時候，能領一個華人皈主！”但他禱告更加恆切，工作更加熱烈。

1854年回國之前，收穫了第一個初熟的果子。

賓為霖與戴德生

1855年，賓為霖捲土重來，到了上海。在那裏，遇見了乍到中國的青年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那時，二十二歲的宣教士戴德生，初履異域，原來預備投奔的宣教士，有的死了，有的返國，工作茫無頭緒，正在學話；見到了年長的賓為霖，有識途老馬引導，自然甚為歡喜。

賓為霖對戴勸慰幫助，約他一同南下。剛好有一艘川航歐亞的船“基隆輪”在港。一次偶然的機會，遇到了船長葆爾斯（Cap. Bowers）是虔誠的基督徒，極力介紹汕頭才是傳福音的好地方。到他離上海南航時，賓為霖和戴德生二人，成了船上的免費搭船。

1856年三月十二日，“基隆號”在汕頭外韓江口寄碇，他們乘小船登岸。

汕頭地屬潮州，是當年韓文公（愈）被貶為刺史的地方。韓愈反對唐憲宗的迎奉佛骨，上了“諫迎佛骨表”，文中觝斥迷信，慷慨直言，列舉崇奉佛道的朝代“國祚不長”。憲宗皇帝看了震怒，把他貶到當時蠻荒僻野的潮州。但他到任以後，提倡文教，在短短時期，把那裏改換了面目，民性淳化，被稱為“海角鄒魯”。韓江就是紀念韓愈而名的。

當賓為霖和戴德生到那裏的時候，汕頭還不是通商口岸，洋人在那裏，不能享有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特權。但有些洋商在那邊住了下來，經過買辦串通，地方官竟然不問不管。

汕頭當時的主要貿易是甚麼呢？進口貨是平均每月三萬二千磅鴉片煙土，總值約二十五萬英鎊，轉銷內陸各縣。出口是中國廉價勞工，通稱“賣豬仔”，實際上是把人運往古巴，中南美各地，參加集體勞力。嚴格說來，那算不上奴隸買賣；但採運及使用方式則差不多：裝載在擁擠的船裏，運到時會有三分之一染病損亡。那些或拉或騙去的人，叫作被“上海”了（shanghai 作動詞用，因為開始於上海）。活著工作多年，如果不賭博輸光，也可以積蓄一筆錢回鄉。洋人看那些華人是沒有靈魂的（例見 Joseph Conrad, Typhoon）。華人就這樣懷疑憎恨洋人，鄙視在中間經營的“洋買辦”華役。這是當時的情形。

賓為霖和戴德生到了汕頭，他們不願和外表高雅清潔靈魂卑污骯髒的洋商認同，不肯住在他們的特區。二人進到市區，經過兩天的尋尋覓覓，在一條熱鬧街道的香燭店後院，找到了一間房子；租金是每月十塊銀圓，可算相當昂貴。那間房子，他們用床單分隔成三小間，設備得非常簡陋。床，是用木板支起來的；桌子，用紙盒蓋子代用；坐椅，是用一個多先令買來的竹椅，和一隻搖椅。鮑爾斯船長來探訪他們，發現他們的居住環境和設備，實在太差了，問他們為甚麼不找個更大些的地方。賓為霖含笑說，他已經付每月十塊錢了，覺得很滿意。鮑爾斯說，那點錢怎能夠我吸雪茄呢！

夏天到了，那住所的不夠衛生更為明顯，酷熱的程度更為難忍。賓為霖寫道：“在一切事物，惟獨是否有神同在，決定我們是否滿足。”

二人同住在華人中間，白天出門布道。賓為霖穿著中國衣冠，對人彬彬有禮，給戴德生印象很深，亦步亦趨的效法他。年輕的宣教士說到跟年紀大十七歲的長者同工，認為所得的效益，“遠勝於學院的課程”。

談到傳福音的方略，除了用他們有限的語言口傳之外，只有用簡單的福音小冊和單張輔助；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加上醫療傳道。賓為霖初踏上香港土地的時候，就有這個想法。他在香港感化了一個作醫生的 Dr. James Young，並且建議差會派這位醫生作醫藥宣教士，和他前往廣州同工。但是，這醫生在1850年，先他去了廈門，就留在那裏。

現在他和戴德生都認為汕頭人抵拒福音，難以建立據點；但在生病的時候，不會拒絕洋人救他們的命。因此，莫如先辦一間醫院或診所。戴德生在倫敦的時候，是個醫學生，可以勝任這方面的工作。二人在一起四個月，同處甚為相得，於是約定將來共同傳道醫病。戴德生有一部分醫藥器材，存在上海；決定返回上海，去取寄存的器材，可以帶來汕頭應用。哪知竟一去不返。當時通訊不便，過了很久之後，賓為霖才知道朋友沒有回來的原因：戴寄存上海英國差會的器材，給一把火燒掉了。這把火，似乎燒掉了戴德生回頭的橋。他的本人則去寧波的倫敦會醫院工作，1858年一月，同一位在寧波宣教士的女兒 Maria J. Dyer 結了婚，是在醫院的護士。以後，夫婦同離開醫院，於1865年，創立了中國內地會。那是在他抵達中國工作了十二年之後。內地會的宗旨，是專注向廣大的中國內地傳福音。他憑信心事奉的原則，不避艱苦的作風，影響極為深遠。到1905年，逝世於長沙。

賓為霖與戴德生還有通信，但從此沒再相見，更沒有再度同工。

汕頭的拓荒者

賓為霖又落單了。他獨自留在汕頭，在那裏拓展基督的國度。幸而有兩位汕頭基督徒，從香港來到。他們二人雖然解決了語言上傳通的困難，但仍然沒有找著開展工作的好土。

賓為霖沒有灰心。他不退反進，傳福音的漣漪，擴展到周圍的鄉下去。當時，太平天國反清戰爭正在進行。洋人政府雖然保持中立，但洪秀全類似基督教的教義，和使用的名詞，混淆了一般人，給傳教士們帶來猜忌和不安全。何況內戰遍及十六省，兵燹泯沒了人性，增加了殘忍的獸性，在如此不友善的環境中，這行動需要多麼大的勇氣！

賓為霖住在他們中間，汕頭人民普遍的墮落和失喪，完全暴露在他面前，很叫他傷心憐憫；他也親眼看到了醜惡的聚族私鬥。在寫回英國的報告中說：“這地方的人，是我一生所見最殘忍的。在近二十年當中，年年有宗族械鬥的事發生；甚至殺害對方的俘虜，剖開他們的心臟來吃：以為吃了活人心，可以壯膽！”

當然，賓為霖沒有被人捉去剖心，但他遇到過“盜賊的危險”。一個深夜，盜賊闖入他屋裏，搶去他一切所有的，身外之物，僅剩下身上所穿得衣服。他說：那就是需要為這些人代禱，和需要傳福音給他們的原因。他愛這些不法作惡的人！那就是他從英國東來的原因。

政府並沒有認真處理各樣的惡行，忽略了治安問題，視而不見。但在阻擋宣教事工上，忽然醒覺了，變成非常有效；那多半是有人為了利害關係，去告密的結果。一天，賓為霖和他的華人同工，正在傳福音的時候，官府的差役忽然來了，把他和二名同工抓走拘禁；經過審問，把賓為霖押交廣州的英領事館。文中說：“他為甚麼身為英國人而不穿西裝，而穿中國衣服，說中國話？豈不是藉而方便行動，作害人的勾當嗎？”

在那時，洋人在通商口岸以外居留，已是超越條約保護範圍，何況他又在各處宣傳福音！但賓為霖，像初期教會的使徒和歷代的聖徒一樣，知道基督教本來就是“非法”的：基督教本來就不是這世界的王創立的，他們的法沒有經教會同意，教會也根本不是要討他們喜悅，為他們效勞。

上帝國主義

不僅中國政府不歡迎他，連他本國政府的官員們，對他也缺乏好感。1856年，“亞羅”（Arrow）號事件，引起英法聯軍再侵中國。後來，英國特命專使額爾金伯爵（Earl James Bruce Elgin）來華談判（當時流行的談判方式是：中國人可談，但洋人判）。賓為霖有次見到了他，就仗義執言，表明他對官販鴉片和販賣人口的意見。額爾金沒有接受他的意見。新條約談判的結果，汕頭也闢為商埠。

賓為霖的“上帝國主義”，不為他本國的帝國主義者所歡迎。

從1857年末，至1860年，額爾金勛爵是實際英佔領廣州的太上皇。他派巴克（Harry Parks）為駐地代表，滿清總督不過是他手上的傀儡而已。巴克也是不贊同賓為霖宣道的人。

賓為霖因在汕頭宣教罪，被押交廣州英使館。那時的英使是巴令爵士 （Sir John Bowring）。巴令訓斥警告他，叫他不可再去汕頭滋生事端。巴令是個有才能的人，據說：他能講一百種語言，能懂得二百種。可惜，他不會善用其才能，為了英商服務，為中英戰爭造因，卻阻擋傳和平的福音。他阻擋主真理的光，是因為與他的品德衝突，難以並容，是顯然可見的。

賓為霖得到自由後，念念不忘仍留在府城監牢裏的兩位華人同工，儘量設伏營救。他聽到他們曾受虐待，迫使他們否認耶穌；但他們堅定不移，並且向同被監禁的囚犯，見證耶穌福音的真實。過了四個月，他們也被釋放了。他在汕頭的工作，也意外的漸漸發展；當地人民看到他的見證，轉而對他歡迎。但他被促離開汕頭，回到廈門工作。

1858年，賓為霖回廈門, 建議施饒理牧師（George Smith）來接替他的工作；在廈門的事工，則由杜嘉德牧師（Carstairs Douglas）接代他主持。他們在賓位霖所立的根基上建造，漸漸鞏固，並發展壯大。拓荒者賓為霖，又往福州宣道，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賓為霖通曉多種方言，也長於音樂。在1861至1862年間，他共出版了神詩合選（收六十四首聖詩）；潮腔神詩（含二十九首）；榕腔神詩（三十首聖詩）；廈腔神詩（二十首聖詩）。這四種聖詩集，對閩粵初期教會的敬拜，和基要信仰的傳播，必然有相當貢獻。

1863年，他在北京出現，希望通過英使，為中國基督徒取得信仰和良心的自由，爭取免繳賽會和祭孔祀祖等派捐。他留北京四年，作佈道工作之外，並從事寫作，並將約翰本仁的天路歷程譯成中文。

離開北京後，賓為霖去到牛莊（營口）。這是他在華宣道最後一站。1868年四月八日，他離開了世間，年僅五十三歲。那是早春還寒的時候。福音新綠的希望，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萌芽。

為主燒盡

與主同行是隨主的指引，不是隨從世人，不是憑自己的意志，甚至不是看工作的立即效果。

在許多年後，我們才可以了解神旨意的奇妙。“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人豈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二○：24）

賓為霖，這位焚燒的宣教士，福音的火炬，在中國的大地上，由南燒到北，終於為主燒盡了。但他使許多人得到了主愛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