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特腓

喬治.威特腓 (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是神在十九世紀興起佈道家中的佈道家。他不像愛德務滋是神學家;也不像約翰衛斯理特有的組織恩賜;神給他的是佈道恩賜。他也善用這恩賜,盡忠到死。

與他同時代的聖詩作家紐屯 (John Newton, 1725-1807) 曾說:“我瀏覽教會歷史,敢說從使徒以來,未讀到或聽到過任何人,能夠稱為‘烈焰和光’,像威特腓先生一樣。主賜他獨具的講道風格,他不模仿任何人,我也未遇到任何人能夠成功的模仿他。…或許其他的教牧,能同樣清楚的講說福音,大致相同的內容;但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用他同樣的方式…他創用一種親切而實在的表達方式,扣緊聽眾的良心,我相信今天最受景仰的著名傳道人,都不會羞於承認是受他的啟發。”

當時的英國名演員蓋瑞克 (David Garrick, 1717-1779),擅場莎士比亞劇,猶以飾理查三世Richard III) 著名,對威特腓極為傾慕,曾一連聽他同一講章達四十次之多,從藝術觀點對他讚賞不置。蓋瑞克說:“我如果只能把那個‘噢!’說得像威特腓一樣,我願出一百金鎊。”

著名的懷疑哲學家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 也去聽威特腓講道。途中有人遇見他,問他既然不信威特腓講的,為何還要去聽。休謨回答:“我雖然不相信,但他相信他所講的;這就值得我跑二十哩去聽他。”

他七次橫越大西洋,至美洲殖民地講道,最後埋骨在這裏;當時殖民地十三州的人,有百分之八十,至少聽過他一次講道,許多人皈主,並成為傳道人。

喬治.威特腓於1714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英國歌勞斯特 (Gloucester),父母經營一座相當有規模的旅店,在當地頗有聲譽。兩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再嫁,遇人不淑,營業和婚姻都失敗了。喬治受完中學教育後,經濟環境不容許他繼續深造。但母親對他期望甚高,相信神在喬治身上有特別的旨意,非常注意要他受教育。

不久,喬治從前一個同學,來探訪他的母親。那同學是牛津大學槃布洛克學院 (Pembroke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的工讀生。母親聽了以後,鼓勵兒子前往;喬治滿心歡喜。

在進入大學之前,一個開書店的朋友,介紹給他一本新出版的書:對敬虔聖潔生活的呼召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著者是勞維廉 (William Law, 1686-1761)。他只略一展閱,就把書交還給他的友人,但記得其中的一句話:“虔誠的人不再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也不行世界的道路,只行神的旨意。”這句話抓住了他的心,成為在威特腓裏面燃起了新火焰的火花。

1732年,威特腓入牛津大學,作工讀生 (servitor)。校中的制度,工讀生是為貴族子弟少年紳士們服務,以換取學費;工作包括叫醒他們起床,為他們擦鞋,和個人服務。在那新環境,工作並讀書,壓力很重,心境也不好。幸而有一位敬虔的教師路克 (Dr. George Rooke),像父親一樣的關懷他。就在這時期,威特腓結識了查理.衛斯理 (Charles Wesley);查理一見面就喜歡這新生,但威特腓以跟他走在一起為恥,因為衛斯理兄弟等小群,被人目為狂熱分子,後來見到他們的生活與別人不同,才被吸引而漸漸投契。查理介紹他給已是院士的哥哥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他參加了約翰所領導的那組虔誠青年,被謔稱之為“聖社”的團體,後來稱為“循理派”。

在靈程的進展方面,威特腓的思想,深受清教徒和非國教分子的影響。他渴望追求聖潔,得著更新的生命和能力。

1735年,威特腓的心靈裏感覺到極大的乾渴。在大齋期間,他更連續禁食,每天單獨尋求神,長時間禱告;他的形體消瘦,但裏面的靈漸漸潔淨更新。在七個禮拜之後,他感覺有極沉重的擔子壓在身上,以至倒在床上喊著:“我渴了!我渴了!”不久之後,得著在救主裏面的喜樂,隨禁不住的唱出詩篇。過了些時間,榮耀主同在的歡欣,漸漸長久而增加。那年底,衛斯理兄弟往美洲殖民地宣道,威特腓成為聖社領導人。那時,他深想作教牧的職事;不過,他向“牧長”懇切禱告:求神“不要讓我承擔教會的工作,直到祂先呼召我,再把我投入祂的聖工。”

1736年六月,威特腓大學畢業,被按立為歌勞斯特教會的執事,不久就開始講道。月底,回到牛津大學,開始研讀碩士學位。八月,倫敦的柏路屯牧師 (Rev. Thomas Broughton),邀請他去倫敦講道。在兩個月中,吸引很多人來聽他,其中包括一些有影響力的貴族,後來成為他最有力的支持者。

十月初,威特腓回到牛津。倫敦主教要他去任牧職。衛斯理來信,要他去美洲殖民地的喬治亞同工。在等待去美洲的時候,倫敦很多邀請他講道,甚受歡迎。

1737年五月,威特腓到了泊萊斯陶 (Bristol),在那海港城市努力工作,起初每週講道五次,但聽眾太多,以至教堂過滿無處可容,他不得不增加講道的次數,特別著重於“重生”的真理。

1737年十二月三十日,威特腓帶著五名青年,其中兩名教師,兩名僕人,並私人助手海博善 (James Habersham) 乘威泰克船 (Whitaker) 啟航往美洲。在海岸滯留期間,船員和乘客中有人生病,威特腓和同行的人,就盡心照顧,並把所帶的藥物供給他們,漸漸贏得全船的信任,得以在船上聚會經常講道。

1738年二月二日,威泰克號才駛離英國,五月七日,到達喬治亞的薩凡那港 (Savannah, Georgia)。不過,衛斯理兄弟已經在年前離開回英國了。

威特腓和同工們,立即展開工作。威特腓在教堂及各人家中,每天講道教導二次,早晨五時即禱告並教導;並且濟弱扶貧,深得民眾愛戴。他們的聚會,不僅室內人滿,連戶外和窗口也滿了人。

九月,威特腓乘船回航英國。因為遇到暴風,遲至十一月底才到達。

十二月他到了倫敦,一年的分別,已經大非昔比。

衛斯理兄弟,與莫拉維亞派 (Moravian Brethen),建立了信仰上的認同,經歷了個人的重生經驗,確定因信稱義真理。因威特腓與循道派的關係,加以他在美國的講道和寫作,有出言不慎和過當的地方,得罪了國教會;英國國教聖公會的門向威特腓關上。

1739年初,威特腓接受英國國教會按立為牧師。他的有力支持者翰廷頓伯爵夫人 (Lady Huntingdon),接受福音派信仰,極傾向循理派,出錢出力,並廣為介紹貴族階級聽信福音。因她的支持,本生主教 (Bishop Benson) 雖然對威特腓有些保留,卻同意按立他為牧師,教區是美洲的喬治亞殖民地,並主持那裏的孤兒院。這樣,他成為國教會的牧師,可以在聖公會教堂講道,並有可以合法為孤兒院籌款的方便。

有些教堂歡迎威特腓講道了,但反對的人也多;不過,接受與否,沒有多大差別,接受的實際效益不大;因為他講道的聽眾太多,沒有教堂建築可以接受容納。

二十四歲的威特腓,每到一地,常是先要求在教堂講道;遭受拒絕,他當作是在戶外聚集的印證。1739年二月十七日,從英國西南部一個礦區,開始六週的露天佈道。他講道生動,似乎是初期教會的工作方式重現,也有初期教會的能力,常有幾萬人聚集。他宏亮的聲音,響徹田野,喚醒英國教會沉睡的靈魂,許多人認罪悔改。他說:“這火勢成燎原,地獄所有的鬼魔不能熄滅。”衛斯理兄弟起初不贊成;隨即效法他的佈道方式,帶來教會的復興,社會文化因而改變。

六月中,年輕的威特腓和他朋友席務德 (William Seward) 到了倫敦。當地的教堂不接納他,教牧批評反對他。但越是反對,聚會的人卻越多,他乘逆風直上,飛得更高更強。他不僅不避免爭議,似乎更歡迎爭議。

威特腓愛在肯醒屯 (Kensington) 的絞刑廣場講道,他就地因時的說:“如果你是受刑人的親屬,你能不為他們哀哭?這樣,不要對一個可憐的傳道人發怒,他是為那些不知為自己哀哭的人哀哭!”隨著他在倫敦的聚會延長,聽眾越來越多,專用的馬車數目也加多,表明上層階級的人受到了復興。

那時,在美洲殖民地,聖靈的風吹動,“大覺醒”漸漸開始。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在1737年,出版了新英格蘭地區復興的記述,引起了許多人的渴慕。非拉鐵非有人知道威特腓的工作,邀請他來美洲殖民地。

二十五歲的青年威特腓,由席務德和另一個朋友伴同,乘船於1739年十月三十日,到達德拉崴的流隈斯港 (Lewes, Delaware)。次日,經市長邀請,在那裏講道。然後三個青年人,騎馬飛馳一百五十哩,三天後抵達非拉鐵非。在那裏,他捲入了田納特 (Rev. William Tennent)的爭議,指證沒有生命的教牧:“那些教師,不能教導也沒有活出耶穌的真理。如果我們不表明他們的教導錯誤,就不能正確的引導信徒走正路。”

九天連續的野地聚會,人數日有增加,許多人得救。隨同他來美的朋友席務德,家道豐富,與威特腓甚為投契,不僅奉獻資助威特腓的職事,並且甘心隱藏的辛勤工作。他每天寫一百封信,向各地的人,報告聚會情形,及有些個人在會中蒙恩的實況,並前面行程。

從那裏到紐約,又回到非拉鐵非,每天講道二三次。然後南下喬治亞,途中經馬利蘭,維琴尼亞,北南卡洛林納等地,三個月的時間,隨走隨傳。在他的聚會中,堅持讓黑人參加;在當時的慣例,是不能接受的。他更寫公開信,喚起各地蓄奴者的良心:“你們愛撫所蓄養的狗;但把奴隸當狗和牲畜看待,卻沒有同樣的特權;他們絕少能得許可,撿拾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兒。” 因此,種下了黑人蒙恩並建立教會的根基。

威特腓一直關心孤兒。喬治亞的孤兒院,由海博善負責,買下了五百英畝土地,開始建造,名為“畢士大”(Bethesda) 意思是“憐憫之家”。

1940年四月十四日,威特腓和他的同工,又到非拉鐵非。那裏的英國聖公會仍然不接納他,他仍然舉行野地聚會,參加的人仍然是越來越多,常是從五千人,到二萬人。不過,他當地有些支持他的人,其中包括新結識的富蘭克林 (Benjamin Fanklin),已經買了土地並造了一座建築物,主日他可以在那裏聚會講道,主要由田納特牧師及他的兒子負責;週日作為義學,給貧苦兒童就讀。後來,會眾移到另一座建築聚會,那地方轉化成賓夕維尼亞大學。

北上到波斯頓,在他未到達之前,聚會場所已經擁擠得超過安全容量。有人聽到有斷裂的聲音,以為建築物將要崩塌,群眾紛紛湧向門口,秩序大亂,造成五人壓踏死亡。威特腓移到廣場講道,在傾盆大雨中,會眾沒有一人離場。

從喬治亞直到新英格蘭地區,燃起了遍地復興的火焰。

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尊重威特腓。新英格蘭自由派領袖,波斯頓第一教會牧師昌西 (Charles Chauncey, 1705-1789),有次在當街遇到威特腓,因他反對復興佈道運動,就說:“很遺憾,又看到你。”威特腓回答:“魔鬼也是這樣!”

實在的,威特腓所到地方,魔鬼的工作受到打擊,黑暗的領域縮小了,罪人悔改蒙恩,進入神的國度。

十月九日,威特腓告別波斯頓,再下到喬治亞。1741年一月十六日,返回英格蘭。

在這時期,威特腓的加爾文主義神學思想,與衛斯理兄弟產生嚴重分歧,而致分開。衛斯理兄弟傾向阿民念派,反對加爾文主義的預定論。這對於重感情的威特腓,是極大的痛苦。他生病並嘔吐,在神面前大聲哀痛哭泣,傾心吐意。他儘量尋找機會,重修舊好。他常與他們通信,有時相聚共餐談話。他寫給海博善的信中,他說:“對於我親愛,親愛的老友查理和約翰衛斯理,我仍然愛如自己的靈魂。”

威特腓儘量設法與衛斯理兄弟重修舊好,至少保持友誼。1749年,約翰和查理失和;威特腓勸他們和好。約翰衛斯理寫信給友人說:“喬治.威特腓,我的弟弟,和我,是三股合成的繩子,再不會折斷。”1750年開始,威特腓常受邀請在衛斯理兄弟的聚會中講道。1766年,他更向翰廷屯伯爵夫人推介衛斯理兄弟,建立同工關係,邀請他們在伯爵夫人擁有的三所教堂中講道。查理衛斯理稱他們為“四方聯合”,至威特腓離世。

威特腓重視友誼。他的同工,朋友關係,常是維持一生,如:海瑞斯,席務德,海博善,都是這樣。他對約翰.衛斯理更是畢生敬重;在遺囑中說:“雖然我們在真理教導上的觀點有不同,但他們是我親愛的朋友和同工,我留給他們喪事戒指,作為我永不解除聯合的表記。”

威特腓拼命工作,不顧自己的健康;雖然常有軟弱疾病,但他從不為疾病限制,一登上講壇,就盡力傳講。

1741年十一月十四日,喬治.威特腓同一個比他大十歲的寡婦伊莉莎白.詹牧斯 (Elizabeth James) 結婚。她既沒有美貌,也非財產豐富,只是願意幫助他,甘於作一個佈道家的妻子。威特腓不會因為婚姻而改變生活方式,沒有蜜月,立即投入工作。他的妻子只伴他在國內旅行一次,同到美洲一次;生過一名男孩,不到一歲即夭亡;後來又流產,而致餘下的年日臥病在床。她於1769年八月離世。

威特腓被認為美洲復興的創始人,催發了靈性“大覺醒運動”。在他三十四年的傳道事奉中,講道約一萬八千次,聽眾計數百萬之多。在英國,愛爾蘭,威爾斯之外,他十四次去到蘇格蘭,七次橫越大西洋至美國。威特腓叫人徹底悔改重生,並注重敬虔,也提倡平信徒事奉。

他極有愛心,強調教育的重要,在佈道之外,並且協助建立三所大學:普林斯敦大學(原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並由富蘭克林等所建立賓夕維尼亞大學(原 The College of Philadelphia),並達茅茨大學(Dartmouth College,開始時是Wheelock’s Indian School)。他曾發動英國富足的支持者,捐助哈佛大學 (Harvard College)。1760年,波斯頓大火。威特腓在英國募集鉅款協助重建,市政當局正式通過向他致謝。喬治亞有一個郡縣,以“威特腓”為名記念他。但最重要的是,在那白人主張“黑人沒有靈魂”的時代,他強調黑人白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這不僅是屬靈的遠見,更需要有極大的道德勇氣。所以他對黑人教會的貢獻很大。

喬治威特腓於1770年九月三十日,在講道途中,逝世於麻薩諸塞州。

在盛年時,英國曾有三十六個會所,以威特腓為首;但威特腓讓他們各自獨立。倫敦兩所巨大的會堂,原是威特腓創立並負責;他也安排別的同工接替。他為主的國度盡忠,全沒有建立自己宗教王國的野心。他完全奉獻為主,不怕人的威脅,不只一次面臨生命的危險。威特腓不以生命為念,以至於死。

1770年十一月十八日,依照威特腓的安排,老朋友約翰衛斯理在他的追思禮拜上講道,結語說:“從使徒以來,我們曾否讀過或聽過有誰傳講神恩惠的福音,到那麼遠闊,廣大有人居住的地方?我們曾否讀過或聽過有誰呼召那麼多成千,成萬的罪人悔改?”

十九世紀英國最偉大的講道家司布真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 說:“威特腓吸引人,永不會使人失去興趣。每當我讀他的生平,總會心靈甦醒振奮。他活過。別的人似乎是半死半活;威特腓是全然生命,火焰,風,能力。”

英國詩人聖詩作家庫柏 (William Cowper, 1731-1800) 這樣寫道:

他愛那恨他的世界;
落在聖經上的眼淚誠實不假。
受到口舌的爭鬧毀謗咒罵,
他只以無可指摘的生活回答;
對那些鑄造槍箭和投射的人,
他都報以弟兄般的愛心。
保羅愛基督並且堅貞不渝,
他完全效法也完美的表露。
他跟從保羅;熱誠愛骨肉的火焰,
愛心範模也正是如同使徒。
像保羅歡然橫渡波危濤急的海洋,
放棄家園,親戚,朋友,和舒暢;
像保羅,他勞苦,也像他,知足,
忍受一切,背負羞辱,不論何往。

威特腓與富蘭克林

威特腓於1739年到美洲殖民地的時候,在非拉鐵非見到比他大十一歲的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1703-1790)。

那時,非拉鐵非是美洲的首城。富蘭克林已三十五歲,在當地辦的報紙和印刷事業,已相當成功,並且參與領導社區服務工作,曾屢次接待那位青年佈道家。富蘭克林聽他的講道,能夠分辨哪是純熟的講章,聽來特別覺得是享受,說是“其快感如聽完美的音樂。”

富蘭克林屬於十八世紀“天才”典型。雖然並沒有受過甚麼傳統的教育,但成為企業家,作家,科學家,思想家,外交家和政治家,算是當世最成功的人。他的宗教信仰,如果依現在福音派的標準來看,恐怕彀不上正統;也彀不上當時清教徒的尺度:未見到他有重生歸正的屬靈經歷,像愛德務滋等人一樣。不過,他似乎比當時盛行的“理神論”思想,更近天國一些。他相信神的存在,相信末日復活及審判,只是對於主救主耶穌基督的認識模糊。這一向是知識分子的問題。在自傳中,富蘭克林說:

我從來不是沒有宗教規律的人:我從未懷疑神的存在;我相信祂創造世界,並且護佑管理世界;祂所最喜悅的事奉是向人行善;我們的靈魂不滅;作惡的要受刑罰,道德得賞賜。…

不過,富蘭克林到底不是神學家,也不算屬靈人。他的貢獻是在人類社會方面。法國政治家涂果 (Anne-Robert Jacques Turgot, 1727-1881) 是認識他的人,頌揚說:“他從天上奪取雷電,從暴君手中奪取權杖。”實在很切合。但如果再加上一句:“從基督手中領受救恩的杯”,將會更完全,更理想。

富蘭克林自傳中,講到他跟威特腓的交往:

在1739年,威特腓牧師從愛爾蘭來到我們這裏;在那邊他是有名的佈道家。起初,還有些教會准他去講道;但不久之後,教牧們不歡迎他,不給他講台,他只好露天講道。各宗各派的人,無法數計的人,去聽他講道。我也參加過他的聚會。據我看來,他所影響聽眾非常之大。他們仰慕他,尊敬他;儘管他罵他們是“半畜生,半魔鬼”。居民的生活型態,可以看出明顯的改變,真是奇妙!本來對宗教漠不關心的,似乎是全世界都變成敬虔了;晚上,如果走過城裏,不論那條街上,總會聽到有些家庭歌唱詩篇。

這是很客觀的記述,但可以看出福音的真效果,改變人的生命,改變了社會文化,真是神的大能。他又說:

離開我們之後,威特腓一路佈道,下到喬治亞。那裏剛有人開發定居。…看到他們可憐的境況,威特腓善良的心受了感動,立意要為他們興建孤兒院,可以照顧養育他們。…我不贊成那個計畫。因為喬治亞當地極端缺乏材料和工人,如果從非拉鐵非運去,耗費甚為浩大;不如在此地建造孤兒院,送他們到這裏來。我這樣建議;但他決定照他的初意而行,拒絕接納,因此我決定拒絕捐獻。不久之後,我去聽他講道。我預料他最後要收奉獻,我默默下定決心,莫想從我得到分文。在我衣袋裏,有一把銅錢,三四個銀圓,還有五個金幣。當他講下去,我軟化了,決定捐出銅錢。他的言詞繼續打動了我,使我自覺羞愧,改變決定捐銀圓;到他那麼可敬佩的作結束,我倒空口袋,金幣和一切,全都放進了奉獻盤裏。…

威特腓的仇敵們,以為他把所收的捐款作為私人薪酬;我對他甚為熟稔,替他印過講章和紀事,從未對他的廉正有過絲毫懷疑;直到今天,仍然心意堅決,以為他在行為上是個完全正直的人。我想,我的見證應該更有分量,因為我和他沒有宗教上的聯繫。他實在曾為了我的悔改歸正禱告;但始終沒有滿意相信他的代禱得到了應允。我們之間僅是君子之交,兩方面都坦誠相與,持續到他去世。

下面的事,可以顯明我們之間的關係:他有一次,從英國到了波斯頓,寫信告訴我,不久要到非拉鐵非來,但不知該到哪裏住,因為聽說他的朋友本乃慈遷到德國城去了。我回信說:“你知道舍間的情形;如果你不嫌狹隘,我將最竭誠歡迎。”他答覆是,如果我為了基督的緣故有此愛心接待,必不會不得報賞。我再回答:“不要誤會我;不是為基督的緣故,是為你的緣故。”我們有個共同的朋友,取笑這種聖徒的習慣說,當他們受人之惠,常是把欠人情的擔子,從自己肩頭卸下,置之天上,我想把它放在地上。

我最後同威特腓先生見面,是在倫敦。他跟我商討所關懷的孤兒院,計畫發展成立學院。他有個響亮的聲音,運用得那麼完善,在很遠的距離之外,一字一句,還可以聽得清楚,特別提他的聽眾保持完全肅靜。有天晚上,他站在法院的最高台階上講道。位於市場街中段,與第二街西邊成直角。兩條街上都站滿了人,直到相當的距離。我在市場街的最後面,好奇心起,想要知道他的聲音可以聽到多遠,就沿街走下,往河邊去;他清越的聲音一路可以聽到,直到近前街,喧鬧的市聲,才使他的字句不大清晰。想想看,從我站的地方起,作一半圓,全滿了人,每人給二呎平方,我計算了一下,至少有三萬人能夠聽到。我有時候懷疑,歷史上將軍們能向全軍隊演講;報紙上報導威特腓向二萬五千人講道,實在與事實符合。

這段話,不是朋友情感的論辯,而是科學的查證,富蘭克林應該是合格的證人。

以下是富蘭克林的賓夕維尼亞公報上,發表有關威特腓在那裏的記錄,可見其受歡迎的情形:

1739年十一月十五日  威特腓牧師把他所寫的紀事和講章稿件,交給我印刷。如果反應良好,得到充分鼓勵,我將儘量出版。講章將分二冊,另紀事二冊,印刷完竣交書時,每冊二先令。願支持這工作的人,請儘快向我登記姓名,以便統計。

173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威特腓和他的朋友們一行,從紐約來到;他在那邊講道八次;每天二次,有很多人參加。星期二在德國城,從陽台上,向約五千人講道。昨天晚上,他的告別講道,聽眾過多,以至教堂連一半也無法容納;只好換到會社山。他從陽台上講道,聽眾至少有一萬人。今天他離開本城。

1739年十二月五日  上星期四,威特腓牧師離去時,約有一百五十騎伴同他到采市特,向約有七千人講道。星期五,在衛令屯,約五千聽眾。同日晚間,基利汀那橋三千人。星期日,在白堊溪,他講道兩次,中間休息半小時,向八千人講道;據計算,其中約有三千人是騎馬來的。大部分時間下雨;但他們站在露天。

1740年五月十五日  今晚,威特腓由紐凱塞勒登船航往喬治亞。星期日,他在非拉鐵非講道二次。後一次是他的告別講道,聽眾極多。星期一,他在達貝和采市特講道。星期二,在衛明屯和白堊溪。星期三,在諾汀罕。

星期四,在霧邑。在每地,聽眾都比上次大為增加。據說,在這些地方,他收集了約四五百鎊,包括實物和金錢,作為喬治亞孤兒院之用。

1740年五月二十二日  下星期一,威特腓牧師的著作將出版,講章和紀事各一冊。另二冊也將近完成,不日出版。全部預約名單遠超過所印書數額。已付款或持現金購買者,將先得書。

 

聖靈中的喜樂  George Whitefield

神的國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羅馬書第十四章17節

有一種“聖靈中的喜樂”。

我常想:如果今天保羅來講道,我們會以為他是世間最大的狂熱者之一。他講論到聖靈,講論到感覺聖靈。因此,我們必須都感覺祂,經驗祂,接受祂;否則我們不能見聖潔的神而得安慰。我們得聖靈,不是為了好行神蹟;因為“當那日,必有許多人說:‘我們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而無分於天國。但我們必須受聖靈,使我們的本性成聖,心靈潔淨,能進入神的國。

除非我們重生,心中有聖靈,就是在天堂也不會喜樂。使徒保羅不但以為我們必須有聖靈,而且以為是必需條件,好使天國在信者的心裏,也必須有“聖靈中的喜樂”。

我相信,好些人以為作基督徒是可憐和憂鬱的事,而怕作基督徒。但是,我親愛的朋友,在神和基督裏的喜樂之外,再沒有真實的喜樂。我知道,惡人和尋樂的人,會有一時歡笑;但那算甚麼?不過是在鍋下燒荊棘的爆聲。爆發一下,立即消失。我知道甚麼是罪中之樂;但我知道,在此之後,經常是痛苦隨之而來,萬倍於所得的短暫滿足。

但在神裏的喜樂,是與外人無干的喜樂,是沒有人能奪去的喜樂;那是因有完全信心的確據,他的靈魂已經藉著基督與神和好,耶穌住在他心裏;當心靈默想的時候,就彰顯主,在神他的救主裏喜樂。這樣,聖經告訴我們:撒該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那太監“就歡歡喜喜的走路”;那禁卒和他的全家在神裏面都很喜樂。噢!我的朋友們,他們知道自己的罪得到赦免,是何等的喜樂!他向前面看,見到永遠無盡的喜樂,知道萬事互相效力,叫他得益處。噢!願神使你們都有分這喜樂。

在這裏,我們要把神的國總結:那是公義,那是和平,那是聖靈中的喜樂。當神的國在心裏,是神掌權,是神居住並行走:那受造者成為全能神的兒女!但是,我的朋友們,多麼少的人是在這國度裏有分的人!在多數人心裏,會是魔鬼的國,而不是神的國。這本來該是神喜愛的所在。我希望有人與我同說:“讚美神,我們有了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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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旻 著 by JAMES C M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