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布真

十九歲的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到了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坐在基勒博士（Dr. John Gill）的椅子上。那鄉下的少年，以為連給偉大的基勒博士擦鞋都是光榮，現在竟然穿基勒的鞋！

當然，那時的查理司布真還不知道，他將來的成就要遠超越基勒，全英國以至全世界都要感覺得到。

查理．司布真，英國十九世紀真理的聲音，於1834年六月十九日，生在開福頓（Kelvedon）。他的父親約翰．司布真（John Spurgeon），是公理會的牧師，有十七個孩子，查理是長子。在他幼年的時候，父親移家到考徹斯特 （Colchester），並照顧附近市鎮的一個教會。查理大部分時間跟著祖父，同住在古老的司坦本鎮（Stambourne, Essex）。他從小受福音派信仰的熏陶，內心深深感覺自己有罪，不能榮耀主的名。

約翰司布真忙碌於教會事工，時常在外，少有時間照顧孩子們。但母親非常敬虔，經常教導孩子們聖經，逐一為他們提名禱告。

查理所受正式教育不多。因為他是長子，父親收入有限，他覺得有責任幫助家庭，至少不該增加父親的負擔；因為那時進牛津和劍橋大學，費用非常昂貴，而且必須是國立教會的信徒，他父親屬於非國教的獨立教會，子弟根本就沒有讀大學的希望。所以他在一所小的學校，作個助理教員。不過，他自己勤於讀書，自修法文，拉丁文，後來也讀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並精於數學。後來，接受朋友的建議，他自己設私立學校，招收學生。

有個冬天，他在考徹斯特家中。照他的習慣，每主日都要去教會聚會。但那天風雪實在太大，中途不能繼續前行，就改去附近的原始循道派教會。本來就小的教會，那天人數更少，大約只寥寥十幾個人。牧師也可能因為天氣惡劣沒有來，由一個瘦瘦的人代替講道。那人似乎只是一名普通信徒，他的經文：“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賽四五：22）

那講道者的語音拙劣。他說：“我的朋友們，這實在是一段簡單的經文。你只要仰望，用不著費多少力量，不需要動手勞腳，只要仰望。用不著大學教育，誰都能夠仰望。你可能是個大笨蛋，你也能仰望。一個孩子也能仰望。…耶穌基督說：‘仰望我。’”

講道者似乎再無話可講。出人意外，忽然轉向司布真，指著他說：“年輕人，我看出你非常痛苦；你如果不順從我的經文，你將一直痛苦，活著痛苦，死也痛苦。如果你現在順從，就必得救。年輕人，仰望耶穌基督。你不需要作甚麼，只要仰望而得生。”

那講道實在粗淺，但帶著神救恩的大能。司布真後來寫著說：“我仰望，陰雲立時消散，看見了陽光。我能夠站起來，同最熱誠的會眾歌唱基督的寶血，只用單純的信心仰望祂。”

當天晚上，司布真興奮的告訴他父親，那天的經歷，如何得到救恩。父子談到夜深。

查理為要明白真理，時常讀聖經。他日漸清楚堅信，人類的希望，在於聖經所啟示的神。人類憑自己的努力不能自救，只在於神在基督裏為世人成就的救恩。因此，他知道清潔的行為，是發自重生的新心。

他立即向人見證悔改重生的好消息，說明在基督裏的滿足和喜樂。他也接受神的呼召，傳揚十字架的福音。

查理司布真的事奉，由教導主日學開始。不久，一位年長的信徒，臨時安排那年輕人，在劍橋附近的一個鄉村小教會，作第一次講道。那實在是個考驗。查理選定的講題經文：“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彼前二：7）他那時還不滿十六歲。

參加聚會的人數不多，不過，進行很順利，司布真並沒有緊張，也未中途詞窮。有個婦女顯然很希奇，在將要結束的時候，突然問道：“你多大年紀？”小佈道家嚴肅的回答：“你必須等聚會過後才發這樣的問題。現在，我們唱詩。”

在劍橋一帶，查理成為頗受歡迎的講員。他願意不倦的工作，不倦的學習，不倦的從工作中學習。他走遍鄰近的鄉村，進到村舍裏，問是否可以借用他們的客廳，作聚會之用。多數是得到許可。於是司布真就在那裏講道教導。如果遭受拒絕，他也不在乎在樹蔭下聚講。許多人聽到他的信息：不止是出於好奇而聽孩童佈道家，是生命得到真實的改變，重生得救了。

1852年，未滿十八歲的少年查理，正式受任為劍橋附近華特灘 （Waterbeach） 教會的牧師。聽到他的人見證說：“他的講道非常出色，像是有一百歲經歷的成熟基督徒。”他的會眾有時達到過四百五十人。他們熱愛那位年輕牧師。

他的名聲傳揚開來。這對初出茅廬的人，確是一個試探。就在那時候，他聽到了有個聲音警告說：“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

1853年十一月，他照常領華特灘的聚會。在打開詩歌本的時候，發現有一封從倫敦給他的來信。打開來看，是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的正式公函：邀請查理司布真，這鄉下孩子，到那著名的大教會去講道。司布真回信自我介紹說：他雖然已經有兩年牧會經驗，不過，他只有十九歲多；如果他們認為沒有不合，等十二月十一日，他才可以去，現在無法分身。回信來了，接受他於那天去。

司布真於前一天到達倫敦。那是個陰寒的日子。教會的執事為他安排住在青年宿舍。他一夜不能好睡。

1853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主日，司布真向人問路，孤單，穿巷過路，徒步走向那歷史性的教堂。

倫敦新公園街浸禮會，是非國教教會中有數的幾個大教堂之一。外觀巍峨宏大，進到裏面，才更覺得宏大；偌大的建築物，只有幾十個人。新公園街的盛況和光榮，已經過去了。

司布真那天的經文是：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來一：17）

年輕的講員說：“沒有祂，大地是一個黯淡的穹窿；有了祂，就是亮光和喜樂；在這走廊的盡頭，要進入更光明無比的蒙福境界。”

聚會結束的時候，會眾感到驚奇：這少年與所有外來的講員不同；他的聲音有吸引力，清越而帶著超凡的能力；他遠比實際年齡更成熟，難說他的智慧或外觀哪個是實際年齡；而他對聖經是那樣精熟。

晚間的聚會，每個參加早聚會的人都回來了，並且帶別人來。那次的經文是：“他們是沒有瑕疵的，在神寶座前。”

講員不管下次會不會再受邀，儘量的傳揚基督和祂被釘十字架，指責罪惡，警戒人，勉勵人。

教會的會眾，在散會後立即開會，決定請他明年一月來兩個主日。然後，要他答應半年的試約。但司布真只應允去三個月，雙方可以不受約束，隨主引導，自由決定是否續約。

新公園街的環境改變了。在主日，街道上非常擁擠，車水馬龍。教會的會眾繼續增加，座為之滿。禱告聚會恢復了。許多人來自各階層，申請加入會籍。艦隊街的報社，派記者來，報導聚會的情形。

教會決定立即永久聘請他。但司布真要等到滿二十歲，才正式就任。教會可以等。好在那日子就將到了。

從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和衛斯理（John Wesley）以後，倫敦和英國的教會，就沒見到這樣充滿活力。

新公園街的教堂實在太小了。教會的執事們，考慮加以擴建。為了應付需要，租愛克塞特大廳（Exeter Hall），作為臨時主日聚會的場所。那也不能容納各地湧來的會眾。唯一可用的場所是皇家音樂廳 （The Music Hall in Royal Surrey Gardens），位於倫敦蘇瑞園，能夠坐萬人以上。

新聞報導，查理司布真將於十月十七日在音樂廳講道。在前幾天，教會的俄尼（William Olney）執事，陪同司布真去察看那場地，他們都擔心實在過大。但到了那天，有一萬二千人坐滿會場，外面還有成千人不得其門而入，講員要從側門進入。

聚會開始，讀經，唱詩後接著禱告。就在那時，忽然有人大喊：“失火！”另一邊有人喊著：“樓廊塌了！”一時秩序大亂，人潮爭相湧向門外，以至互相踐踏，結果七人喪生，二十八人受傷入醫院。司布真盡力維持秩序，但聲音被混亂所淹沒。聚會不得不結束，有的人安靜離去。

教會儘量籌款幫助受傷的人，安慰死亡家屬。司布真受這事件刺激，神經瀕於崩潰，在一個朋友的家中，有好幾天是臥伏，瀕臨死亡，然後慢慢恢復。他決心回到蘇瑞園音樂廳。這對於講道者是嚴峻的考驗：一切都恢復如常，每個主日滿座，場地還嫌太小。

沒有人表示幸災樂禍；不幸，對這樣的效果，基督教中有些人士加以批評，把司布真講得一無足取。司布真的講章集出版後，印銷比其他所有的教職人員合起來還多，這就更火上加油。有人說他的神學立場錯誤；有的說他欠缺教育；有的挑剔他在非“聖堂”聚會，雖然他們不肯供應他所需要的場地。一般普通報刊反倒好得多，他們態度公正，說他真誠而有恩賜。一年後，浸禮會協會的機關報，仿佛忽然醒來，稱司布真見解獨到，並有神聖的能力，對教會前途有益。

司布真到了成人的年齡，但他還沒有按教會的規矩，正式按立。當然，司布真自己不會去尋求名銜；是教會向他提出這意見。他回答說：如果教會堅持，他可以接受按立，也不反對別人受按立；但那不是他個人的意願，也不認為有必要。他講了一篇道：“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他以為有神的按立和聖靈印證，是最重要的，也是充分的。這樣，按立問題就止息了。但其他的教牧同工，和他的學生中，有“按立”的牧師。

1856年一月，查理．司布真與蘇散娜（Susannah Thompson）結婚。婚後夫婦同心，生活簡樸，他們每為自己用一鎊，最少有五鎊用在別人和聖工上面。司布真夫人一生健康欠佳；但她克服軟弱，節省的錢，購買成千冊的書籍，送給經濟條件不好的傳道人。她自己養牛，所產的牛奶，家人用不完，賣出的錢，用來在冬天施粥和麵包，給貧窮需要的人。

有個喜勒雅夫人（Mrs. Hillyard），自己並不是鉅富，但關心無依的孤兒，捐助錢財，供應他們的需要，成為司陶邑孤兒院（Stockwell Orphanage），收容成千的可憐的孩子們。後來司布真的雙生兒子多馬和查理（Thomas & Charles）先後任過院長。

司布真有時也在倫敦以外講道。1857年夏，回到劍橋。那裏附近的人，在一個村中為他搭建綵門，有三千多人在戶外聚集，是那僻靜的地方從未有的盛事。

同年十月七日，各界在水晶宮（Crystal Palace）舉行大會，為了印度的暴動謙卑禱告。那聚會人數有二萬五千人。司布真在會前一天，同一個朋友去試那建築的音響。他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個工人聽到了，以後向人見證說，因那經文而得救了。在那會中，司布真為殉難者遺下的孤兒寡婦募集義款。

在1856年六月，新公園街浸禮會有教會最歡迎的問題：聚會場地太小，愛斯客特廳也擁擠不堪，每天有許多人向隅，事工明顯受限制。司布真告訴教會，如果他們不設法解決，他就被迫另換事奉的地方。這是教會所不敢想像的事。教會決定必須另覓適合的地址，建立新堂。地點要安靜，而交通方便。結果，找到了近郊的紐文屯（Newington），靠近馬車站。要建立可容五千人以上的教堂，當時的造價，估計要三萬一千英鎊。這在當時是個極鉅大的數目。有人說：在那麼偏遠的地方，造這樣大的教堂，如何能夠坐得滿人？而且還要每主日坐得滿？又有人說：那教會永遠不能籌得足夠的款項，簡直是自掘墳墓！

那個鄉下孩子，來到倫敦，還只兩年。他記得那聲音：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

他是為了主的事工和榮耀。

開工後，司布真宣布，要付清每一分錢，才啟用新堂。有朋友來看他，約他出去坐車兜一會兒。那人問司布真，建造的費用還缺多少。回答：還差兩萬英鎊。那朋友說：“我要免你焦急，這裏有兩萬鎊的支票，可以拿去存在銀行裏，有需要隨時隨意多少都可以用。”

到建造完成的時候，司布真只接受了他五十英鎊的奉獻。

大都會會幕（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於l861年三月竣工。可以坐五千五百人，加座位容納六千人也不擁擠。在奉獻啟用前一個禮拜，三月二十五日，舉行二千人的禱告會。

新堂啟用的那天，會眾聚集到滿溢，超過最大容量一千人以上。會眾從倫敦，從各地方湧來，要領受神藉祂僕人傳出的話，如同渴慕甘霖。從開始，一直到司布真離世的日子。

1860年，教會勸請司布真作短暫的休假。他去到瑞士。

不論到哪裏，都有人請司布真講道。司布真不能不講道。他最歡喜的，是到日內瓦。他受邀在加爾文（John Calvin） 的講壇講道；他本來不喜穿宗教外衣，也破例歡然穿上加爾文的禮服。宗教改革史學家奧賓（Derle d’Aubigne），請他住在家裏：是加爾文曾住過的屋子。這位年輕的加爾文主義者，正在加爾文寫基督教要義 （Christiane Religionis Institutio） 的年齡，雖然不是迷信，卻感覺甚為榮幸。

司布真充分接受加爾文的信仰，包括相信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神在信徒身上和社會每一部分的主權。

當大都會會幕堂還未建成的時候，週間的聚會仍然在新公園街。有從南卡洛來納州逃出的黑奴 John Andrew Jackson，在聚會中述說如何受虐待和脫逃的經過。司布真說：

奴役制度是國家最醜惡的玷污，必須用血來洗除。…他們說，那是特殊的制度，正像魔鬼是特殊的天使，地獄是特殊火熱的地方。就我來說，我認為那是悲慘的可厭的罪惡，絕不跟任何涉及這罪的人相交。

那時，美國的南北內戰還未開始，司布真就預言美國奴役制度的罪惡，“必須用血來洗除”，仿佛反奴役的先知殉道者布朗（John Brown,1800-1859）的聲音。也許，那是美國反奴役者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迴響。林肯總統也說過類似的話，是在幾年以後。司布真又說：我從心靈的最深處恨惡奴役，不論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容納任何宗派的人，在主的桌子同領聖餐，但絕不與蓄奴的人有任何團契或交往。”

不過，堅守立場總是要付代價的。美國南方的教會，激烈反對司布真，不再銷售他的書，甚至有人焚燒他的著作。

同加爾文一樣，他注重教育。司布真所帶領悔改信主的人中，有些人熱心傳道，只是缺乏知識；其中有從事一般行業的人，明顯有恩賜，也蒙呼召，來向他個別學習，經過短時期，居然頗有進步，引成千的人受浸皈主。不過，如果要這些人去進大學，就難以通過入學資格考試。經過同兩位牧師商議禱告，1865年，“牧職學院”產生了。

學院建造在都會會幕堂後面的地上。起初，學生不多，經費的主要支持者只有兩人，加上司布真夫婦。不久以後，全英國浸禮會九所學院總共二百六十四名學生，牧職學院約佔三分之一。學院校友的事奉，大有效果。在十年後，他們共給20,677人施浸；他們的教會增加了30,677人。學院畢業的學生，成為許多個司布真，對以後的世代影響深遠。

司布真自己同學生們保持密切聯系，同他們個別談話，一同禱告，有時約在家中用餐。

司布真也是著述豐富的作家。從早年開始，他每週講道，整理出版，成為講道集，前後達六十二年之久；最後的講章是於1917年五月十日出版（第3563號），在司布真離世二十五年之後，真是“雖然死了，因信仍然說話”。

他還有許多別的著作，流行在英語世界，並經譯成多種外國文字。

文字聖工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賞，而在於傳播；傳播的功能，是福音影響人的思想，改變人的生命。信息是聖靈工作，可以不脛而傳；但種子需要藉脛而播。所以單出版不能達到目的，必須有人推廣。

司布真注重鼓勵信徒讀書。1866年，他召集了幾個青年人，開始組成售書會（The Colportage Society），並且建立文字基金，兜售良好的讀物，特別對疾病軟弱的人有幫助。這是著重根本，很平常，卻是有遠見的工作。

1887年，司布真對英國浸禮會聯會的信仰立場不滿，覺得他們有摸棱退步，要求負責人發表宣言澄清。後來爭執得不到解決，導致他決定宣佈退出浸聯會。最使他痛心的，是自己培育的學生，有的也參加了反對的陣營。

司布真半生所負的十字架，一直包括疾病。其中之一是痛風（gout） 纏身。在倫敦灰暗的天氣，加上痛風發作，容易覺得環境和人生也灰暗了。在這樣的心理消沉下，住進醫院裏，不是好的經驗。有一次，這信心的偉人住進醫院，為了他將來的經濟問題而心情陰鬱。一位朋友看見牧師如此，心中很難過，回到家裏，搬來他所有的財產契券，放在司布真面前說：“這是我一切所有的，全是神藉著你給我的，我可以全部給你。”司布真看了，心情忽然晴朗起來：不是為了朋友慷慨和信任，而是想到為神使用工作的果效，知道自己的愚昧，病就好了。當然，神的僕人不會貪圖誰的財物。

五十五歲以後的司布真，健康就有退步的跡象。他到法國地中海邊的萌屯（Menton）休養，藉以恢復，就重新得力。

1891年，倫敦有流行感冒。司布真雖然衰弱，仍然勉力工作，繼續講道。不過，他似乎預感自己在世的路程將盡，要求教會增聘講台的同工，結果邀聘司陶特（William Stott）牧師就任。

五月十七日，司布真在聚會的時候，讀經未完，即感覺不支，退下休息。但他漸漸復元。

六月七日，他已能夠講道，經題是：“大衛的典章平分擄物”（撒上三○：21-25）。他勉勵會眾：“主的愛何等豐盛。事奉主是生命，喜樂，平安。啊，要立即參與！神幫助你，投身在耶穌基督的旗幟下！”這是查理.司布真在世最後的講道。

那個禮拜五，情況轉壞。九月間，移地休養。十月，漸漸有起色。司布真盼望能夠恢復工作。但病情又再惡化。

倫敦冬天的冷霧，不適合於病人。於是，司布真由所愛的妻子和幾個朋友陪同，在十月二十六日啟程再去法國南部的萌屯休養。不過，這次沒有復元的奇蹟出現。

1892年一月三十一日，查理.司布真在地上的日子完畢，這“講道的王子”，進入了永世，去見他所傳揚所事奉的那位萬王之王耶穌基督。

司布真講道的特點，也就是他的品格：誠實，坦白，正直敢言。他希望在自己離世的時候，也可以像保羅一樣說：“你們中間無論何人死亡，他的血不在我身上，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徒二○：26-27）

他有次告訴人，他之所以有那樣的成就，是由於“我的母親，和我真理的信息。”

有一位美國的牧師，問他工作成功的秘密。司布真告訴他說，是地下室的“鍋爐”，然後領那人去看，在那裏，有六七百人為他們的牧者禱告，供應教會熱力。那是使徒古老的方法：“以祈禱傳道為事”。

講道王子也是禱告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