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聲
中國的基督徒中間，有流行的話說：“賈玉銘講道理；王明道講道德；倪柝聲講道路。”早期基督徒的名字，是“這道的人”；顯然的，如果那是說神國的道路，則“必須經歷許多的艱難。”（徒一四：22）
1903年十一月四日，一個福州牧師寡婦的兒子倪文秀，在妻子連生了兩個女兒之後，歡喜的看到他第一個男孩子在汕頭誕生，給他取名述祖。後來他們一家回到福州。孩子長大後，進入三一書院讀書，英文名字叫
Henry。
述祖長的高大英俊，特別聰慧，在校成績很好。
1920年，一個女醫生余慈渡，到福州講道。述祖的母親信主悔改了。她來向自己的兒子認罪說：“請饒恕我！我在生氣的時候錯打過你。”
述祖回答：“是的，實在有過。為此我恨你！”然後，轉身就出去了。
不過，那夜他睡不著覺。
第二天，他也去參加聚會，生平第一次，他看見自己是罪人，也看見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伸開雙臂接受他。被主的愛感動，他痛哭認罪，悔改，第一次禱告，經歷了喜樂和平安。那夜，他知道，不僅是接受基督為救主，也同時接受祂為主；不僅救他脫離罪，也脫離世界。
述祖改名“柝聲”，英文 Watchman Nee。
作為基督徒，柝聲知道必須悔改，認罪，對付罪。他先去向校長承認考試作過弊；但沒有照他所想的被開除，而有了內心的平安。
福州郊外不遠，有個英國聖公會宣道站，那裏的女宣教士和受恩（Margaret Barber），對於這初生的基督徒有極大的幫助，使他終生難忘。她二十幾歲時來中國，在一女子中學教書十多年，被一同事嫉妒誣告，差會停止對她支持。和教士不聲辯，自己憑信心獨立工作。她教導柝聲“十字架的功課”，“破碎自己”，並讓他看許多幫助靈性的書籍，特別要他學習謙卑，保持對神的渴慕，渴慕讀聖經神的話。她的箴言：
全不為己，完全為主。
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
柝聲飢渴般的讀經，他立志，每週至少讀新約聖經一遍；又學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以幫助了解。他勤於禱告，記下校中同學的名字，每天為他們一一代禱。幾個月內，七十名同學之中，除了一名外，其餘全部得救了。
1921年三月二十八日，復活節，柝聲母子由和受恩教士為他們施浸；在閩江中全身受浸。他們認為這樣才合於聖經的榜樣。
一隊年輕人，由倪柝聲率領，在街頭傳福音。他們採取救世軍的方式，用白布自己縫製背心，上面寫著：“信耶穌得永生”等字樣，以吸引人的注意。當然，這在當時風氣閉塞的中國，是頗不平常的。這樣，工作頗有效果。
柝聲仔細查考聖經的結果，覺得應該遵從聖經的教訓，不計任何代價，必須離開宗派；他們也認為該每主日擘餅記念主。於是，柝聲去王載家，與他們夫婦二人一同開始聚會。王載比倪大五歲，是一名海軍軍官，也是為福音熱心。不久，另一個少年朋友陸忠信，也參加他們的聚會。
1922年，李淵如女士在福州講道，有大復興臨到。在那年，倪柝聲從三一書院畢業。
1924年，柝聲似是患嚴重感冒，咳痰，夜間盜汗。經醫生診斷是肺病；在那時，肺病是不治之症，斷定他只有六個月能活。
倪柝聲與情緒低落和疾病夾攻之下，繼續奮鬥。同時，他有感動開始寫屬靈人。陸忠信幫助他搬到白牙岩，近和受恩教士的地方，以得到屬靈的幫助和照顧。
他帶病寫作不輟。有時，寫到精疲力竭，不知是睡去或昏暈過去；醒來看見和教士溫和的微笑，在關切的低頭看著他，對他說：“基督是得勝者！”或引聖經說：“那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或引保羅的話：“祂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不要灰心，基督是得勝者。”
四個月之後，屬靈人完稿了。倪柝聲也快完了：人都看得出，他自己也明白，到了死亡邊緣。
李淵如來到和受恩教士那裏。她同幾位基督徒，為柝聲禁食禱告三天。倪得到三節經文，清楚來在他心裏：“你們憑信才站立得住。”（林後一：24）“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林後五：7）“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九：23）柝聲覺得主要他起來到樓下去。他走下二十五級樓梯，完全痊愈了！到了李的房間叩門，大家像見到彼得夜間出監，極為驚奇。
幾天後，他在主日聚會中，大有能力的講道三小時。
可能是經過李的介紹，柝聲借得蔡蘇娟家在牯嶺的別墅，趁冬天無人居住，他攜帶一箱書，一件行李，在那裏休養進修了幾個月。
以後，他下山到南京，幫助賈玉銘編寫靈光報約九個月。南北軍閥戰爭中，南軍進入南京，靈光報在火光中燒光，倪又再南下。
1928年五月，柝聲決定移到上海。在那裏，李淵如大姐和他同工出版基督徒報；後停刊，改為復興報出版。
到上海後不久，他因為修訂屬靈人，靈性有新的突破。這是因為罪的問題，纏繞在他心頭，等他重讀羅馬書第六章時，在第6節：“因為知道”：知道我們“在基督裏”（林前一：30），知道“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一：20）這使他成為“十字架的人”。
同年，和受恩去世了，年六十四歲。她在中國約四十年的工作，造就了陸忠信，繆紹訓，王載，倪柝聲等人，對於中國教會，有深遠的貢獻。除了她美好的品格，她沒有甚麼留下，只把她用的聖經，留給了倪柝聲。
在上海南陽路，後來到哈同路，倪柝聲，李淵如，汪佩貞，王約翰（連俊）等人，同心合意，建立起他們理想的地方教會。人數漸漸增多，原來只能夠容四五百人的禮堂，常擁擠到一千人。他們出版了自己的詩集，稱為小群詩歌。從此以後，“小群”成為代表他們的名字；當然不都是羊群。
倪常說：教會是神從世界召出來的：“祂救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我們在愛子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西一：13-14）跟隨服事“勝過世界”的主，也就是得勝者。
1932年十月，倫敦的弟兄會，帶著英國，澳洲，和美國的弟兄會代表，來到倪的聚會。他們印證上海的工作，並堅邀他說：“你必須來英國，那將是我們極大的福分。”
倪說：“我可以去；但那不一定是你們的福分。”
次年，三十歲的倪柝聲，第一次出國，到了英國。他們接待甚為友善親切，帶他參加許多聚會；但他自己也參加了不是他們帶他去的聚會。柝聲發現他們有屬靈的自滿和狹窄。臨別的時候，他們問對弟兄會團契的意見，倪坦白的說：“你們有奇妙的亮光，但噢，那麼少的信心。”這年輕人講這樣的話！而且是中國的年輕人。
柝聲覺得傳福音的重要。他不僅自己傳，不僅鼓勵信徒這樣作，更訓練他們去作。他的講道不僅是聖經的奇妙知識，不僅是口才動人，更是以訓練信徒，建立教會為目標。
來的人多了，有各地的人，有為各樣目的而來的人。
1934年十月十九日，在杭州查經會之後，倪柝聲同張品蕙結婚。新娘是燕京大學文學碩士；他們在十多年前，在福州就相識。那時，品蕙還未信主，只是跟著跑；信和不信的不相配，當然不能考慮婚事。現在，他們終於排除困難成婚了。
婚後，雖然遭受各種攻擊，二人同甘共苦，經過狂風暴雨，終生相愛不渝。品蕙只受孕過一次而流產，以後未再懷孕生育。
不久，倫敦弟兄會來信，指倪在信仰原則上妥協，終止與他們的團契。原因是柝聲曾參與史百克（T. Austin-Sparks）的聚會。史百克原為榆樹街（Elm
Street）浸禮會牧師，因教會真理意見脫離，創立了基督徒團契中心（Christian Fellowship Centre, Honour
Oak Road），在南倫敦，同為弟兄會信仰。不二十年間，已經有七十個國家地區，有同樣團契。上海“小群”領袖們，一致同意接納維持與史百克的團契。
倪柝聲主張，教會不應有聖職人員和平信徒階級的分別，所需要的是：“先有神面前的負擔，才在人群中間工作。”因此，受過訓練的信徒，紛紛外出傳揚福音。
那時中國的教會，很多是“吃教”的人，信徒不明白重生的真理，教牧多是仰洋人鼻息的雇工，所以教會死氣沉沉。
但國內外虔誠的信徒，為中國教會的復興禱告。
神在祂自己的時候，興起了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丁立美，賈玉銘，和宋尚節等人，在各處燃起復興的火，許多人得救了。“小群”的及時興起，似是一陣清新的風，頗吸引了些有追求的信徒。
到1937年中，小群有一百二十八人外出建立教會。這樣，國內的其他教會，指責小群的“偷羊”。其實，問題在“羊”是活的，如果羊圈不修，或沒有供應餧養，羊難免走失；倒該感謝主，他們不是走失誤入歧途而喪亡。
同年七月，日本挑起侵略中國的戰爭。戰火延燒到上海。不僅國遭侵入，柝聲夫婦的家也遭波及。柝聲計畫去倫敦，就在這時，經過香港，把品蕙留在那裏倪父母的家中，他單身乘船往英國。
到埠之後，史百克伴他同去參加凱綏克培靈會（Keswick Deepening of the Spiritual Life Convention），倪恰被安排坐在日本講員的旁邊。當被邀領禱告的時候，他說：“不為中國利益禱告；不為日本利益禱告；而為了神子的國度在中國和日本而禱告。”
回到上海，倪柝聲講禱告的重要。他告訴會眾，叩門不是叩牆，正像尋找有特定的目標，禱告也是如此。
有一天下午，倪夫婦被邀去參加一個茶會。一位宣教士送一個包裹的禮物給品蕙。她打開一看，驚奇的發現，竟是他們失去的結婚禮物：一本聖經。
問她如何尋得的，那宣教士說出一個奇妙的故事：
一位返愛爾蘭度假的宣教士，在一個聚會中傳信息。當她講到中間，她表示：“如果有一本中文聖經，會幫助我解釋得更清楚。”有人把一本中文聖經交在她手上。打開一看，裏頁用英文寫著：“Reading
this book will keep you from sin; sin will keep you reading this book.”（“讀這書會使你遠離罪；罪會使你遠離這書。”）用中文寫著：“柝聲給品蕙”。現在物歸原主，二人深深感動並歡喜。
原來有個在上海服務的英國兵，當日軍入侵的時候，他也趁火打劫，進入民家希望能有所獲，看到這聖經，拿回英國，給父母作紀念品。現在，奇妙的原璧歸趙。
在那時候，中國有信徒“走信心道路”的說法，也叫“憑信心”，實在就是獨立教會的風氣之先。這很難下一個準確的定義是甚麼，如果說不是甚麼，反而容易，就是：非宗派。當時大部分屬於宗派的教會，行雇工制度，傳道人是差會下面的雇工；信徒不知道應該工作，也不受鼓勵去工作。有生命的信徒也有工作的心志，但“聖工”是不准他們摸的，以致引起平信徒的不滿；在宋尚節等奮興佈道以後，更是如此。為了尋求屬靈的突破，他們只有憑信心出去事奉。不過，他們沒有經濟上的支持，處境常是困難，在邊遠貧窮地區更是如此。
這種“憑信心”的事工，有些像遊行的戲班，沒有固定的收入，愛心奉獻所得，要看領導者的聲望與能力，並信徒的反應而定，頗不穩定，而下面次要角色輔助的“苦哈哈”，往往生活在貧困邊緣。理想的方法，是信心的機構，統籌對各同工有合理的供應和照顧，無論叫甚麼，總是類似薪給制度。
那時，倪柝聲領導的地方教會運動，已經在全國各地急速發展，需要經濟上的支持。柝聲夫婦一同禱告，他以為尋得了解答：但他始終不能確定那是神的引導。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決定帶給他後來更多的苦難。
1942年初，生化藥廠在上海開始，由他研究化學的二弟懷祖主持廠務，柝聲負責。標識是：“可以生者而生生；不能化者而化化”。教會的同工俞成華，陸忠信，陳則信等，同去倪家質問他：“為甚麼離開神的道去作生意？”倪的答覆是：他仿佛一個寡婦，為了養活孩子們，出去工作。
俞成華認為他是叛道；有人說他手扶犁頭後顧；大家都難過，擔憂，流淚，禱告。但柝聲意志已決。負責弟兄們顯然不同意，判定倪柝聲不配在哈同路教會講壇事奉。他接受了。
柝聲和他的弟弟懷祖同行，越走越遠，進一步把生化藥廠內移到重慶。在那裏，成為有規模的藥廠。柝聲忙於主管事務，同時照顧需要的主內肢體。
在那時，倪親密的同工李常受，在煙台教會的工作頗有發展。他傳講世界的虛空，再講“交出來運動”，鼓勵信徒把財物交給教會。後來，引起日本憲兵隊注意，把在李家中查出的財物抄走，並嚴刑拷打，狀況凄慘。經過託人賄賂關說，才得到釋放。為此，遭受物議，李也精神失常，經長期休養漸漸復原。適上海教會邀請他去講壇領導，就趁機離開傷心地煙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倪柝聲夫婦回到福州，買下陳家十二間排的產業，經過整修擴建，開始工人訓練中心的工作。
1946年，經過李常受的聯繫，哈同路教會再請倪柝聲回上海領導。
於四月間，倪開一系列的查經聚會，並恢復主日講道，會眾甚為踴躍。不久，為需要而進行擴展，建造可容四千人的新會所。不過，倪所著意的，是福音的擴展。他號召“交出來運動”，會眾熱烈奉獻；繼而是高瞻遠矚的“福音移民運動”，把信徒家庭，移往內地福音未遍傳的地區。結果，新教會建立了二百多個，一時全國共有四百七十多地方教會。
內戰將結束，上海局勢改變。倪柝聲於暴風雨來臨之前指示：李常受去台灣；陸忠信往新加坡；繆紹訓往馬尼拉；陳則信往香港，繼續工作。倪則自己準備面對苦難。
分散各方的跟隨者中，李常受才能最高，發展最快，但野心也最大，漸漸把“地方教會運動”，帶領得偏離倪的道路，也偏離聖經的道路。這帶給倪聲譽上相當的損失。
1952年四月十日，倪柝聲為當局逮捕，被控各種罪名。從此，他未能再得自由。
二十年後，1972年六月一日，傳出倪柝聲離世的消息。
倪柝聲身高六呎以外，不比一般洋人低；相貌英俊，口才優越，思想穎慧過人。他的文筆超奇，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即完成屬靈人著作。書中靈魂體三元論，有諾思底（Gnosticism）的意味，諾思底主義把人分為靈，魂，體（Hylics,
Psychics, Pneumatics）三級，對於信徒的操練謙卑敬虔，未必有大幫助。在此之外，有工作的再思，是對教會論著影響最大的一本書；經他自己翻譯，略經英國同工編修，深受英語教會歡迎。其他的著作，也有很多被譯成英文流傳；還有很多的論著，和期刊的文章，講道紀錄，大部分能夠供應教會，反對他的人也會引用，跟從他的人則奉為經典；“倪弟兄”講的，寫的，不容有誰懷疑。還有許多新語詞，新觀念，也進入華人教會詞彙，使用者每不自知。例如：“亮光”，“看見”（作名詞用），是前人未有的；“釋放”信息或神的話，其實“神的道不被捆綁”，何需，亦何能釋放？但用者以為如此說是屬靈，以為新鮮，習而不察。
不過，最受疵議的，是他有關教會的理論，初期的“離宗派運動”，則不僅為宗派中人深痛惡絕，非宗派者也能夠看出其非持平，也難以算得是周全無瑕，而且不能付之實行。不過，在反對的人中，能夠寫出講道明理文章的，除了黃漁深而外，其人不多；所容易作得到的，只有出之詆毀，這是可以理解的。
倪柝聲當然不是完全人。其一度經營生意，最為我人所詬病。不過，轉而經商的不乏其人，但以後能夠像他一樣徹底“交出來”的，則難以找到第二人了。他真是如清教徒所說，脫去了衣裳；而不是為自己居積，走巴蘭的道路。他一生服膺和受恩教士的話，作十字架的人。他常說：“即使你證明你自己對，顯明弟兄不對，那有何好處？”又說：“如果對知道你的人，用不著辯解；對不知道你的人，辯解也無用。”我們對人不知道的可太多了，要等到主面前，才可以全知道。
倪太高了些。有話說：“出人頭地的人，容易被砍頭。”在教會其必也如此乎？
附錄：
我看批倪事件
多年前，我參加一個有關莎士比亞的討論會。據那位講員說：不要花時間去讀那些助理教授所寫的論文；因為他們猴兒急，在 publish or
perish 的壓力下，想要晉升副教授，儘想些新奇而缺乏學術水準的文章，能引起爭議更好。於是各種競新務奇的怪論，紛紛而出有些簡直是荒謬絕倫：甚麼莎士比亞是同性戀，或提倡同性戀，無所不用其極；因為他們把莎士比亞當作是好萊塢的同類，甚或跟他們一樣，怎也信不下那劇作家會是道德教師。
可惜，華人神學院還更沒有教授考銓的制度，弄個甚麼學位，從教室出來，再踏進另一個教室，就變成教授。不過，教會的道德水準和自律，應該更高一些；至少希望常是如此。
可是，事有例外。
今年是倪柝聲一百年誕辰。教會用不著從俗特別慶祝，但至少依中國傳統文化，也不是再把逝者揪出來批鬥的時候。不過，這樣的事到底發生了。
中國香港某神學院，有一名教授，寫了一個單行本，講到倪柝聲的事。那書照舊俗類分，可歸於“扒糞文學”，品流極低，本不值得作評；不過，有的同道，看不過去，也為免於弟兄姊妹被矇騙誤導而跌倒，才不得不講幾句話。匿名的黑信本不是好事；神學教授公然寫那種類似黑信的書，求名而不隱其名，是更不好的事，因為至少該考慮到給神學院帶來羞恥。
不是我故意咬文嚼字，倪柝聲的榮辱升黜一書，單這題目就引人起疑：他不僅肯定“辱”跟“黜”的事實，而且“黜”是官場中貶降的意思。誰升過倪的官？誰貶過倪的職？嘔，他在想些甚麼！此書的客觀性，豈能不加個“？”！表現出此君連寫封信的能力都值得懷疑，還高談啥研究？
他作了多少研究呢？其“自序”說，“期間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底封說“期間經歷了近八年時間”。二年時間可以渾蒙不清，其內容如何，不問可知。事實含糊，說理不明，到可驚的程度；你自己不認真，哪能叫別人認真對待？
且看其成果如何。
作者說他是：“用愛心說誠實話”；“但對於讀罷而義憤填膺的人，我的研究便肯定是有價值的了。”（頁viii）原來此君是以激動人的情感，而定其價值標準。治學如此，只有請為坐在他腳下受教的人禱告了！
神學家跟歷史學者不是一回事。華人教會過去唯一的神學家是章力生，現在還在等待下一位神學家的出現。但寫史則不同了。春秋史筆，褒貶都有原則，不可率爾操觚。這是作學問的人該留意的。至於基督徒，在立論新穎之外，還必須求真；因為這是“真理之子”的責任。不知道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在學術上必須避免，在為史上更是深忌。
但他真知道甚麼是“真”，如何探求嗎？
他在“自序”中說：“求真是治史的第一原則，這是無須辯證的。”（vii）說得好。但該如何“求真”呢？就值得辯證了。治史是就已有的記錄和資料，研究以達到了解當時最接近的真實。不過，作者所求的是甚麼樣子的“真”呢？他採信“控訴”的“反革命罪行”和合意的資料，而對屬靈的“空洞與虛偽感到強烈的惡心”，這是他的先入之見。他甚至違背聖經記載的事實，說“耶穌基督總是迴避耶路撒冷及聖殿”，忘記了主面向耶路撒冷，並在那裏被釘十字架呢（vii）。
再說，在學術研究上，原始資料與次要資料的分別運用，這原是常識。所以，負責任的作者，必然像路加醫生一樣，“詳細考察”（路一：3），不好道聽塗說，或隨便摘拾抄點資料，並倚仗官方的指控，就付之剞劂，不僅殃及棗梨，也誤導讀者。此君的習慣是凡有利倪的事，就於腳注中說：“不可相信”，或“避重就輕”等類的話；凡有利被控者的話，就當作聖經真理接受，根本不是治學的態度。
他所選擇羅織的“罪狀”，說“背叛祖國的反革命分子，祖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倪柝聲，
（罪狀一）盜竊國家軍事機密情報…
（罪狀二）協助美蔣散播吸血蟲禍害…
（罪狀三）慶賀或鼓吹美蔣對上海的轟炸…
（罪狀十一）誘騙信徒遷居台灣。“他們利用宗教，在解放前夕，誘騙了很多青年教徒離開他們的親人到台灣去，至今這些人還在台灣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
台灣即使缺乏政治自由，在信仰和道德上低落，但說人家是“水深火熱”，還不算公道。看他是多麼有興趣這類奇聞！多麼令人齒冷！
身任教席的人，特別是神學院的教師，是教牧的師表，更不說必須相信有神，而對神負責了；就是要根據資料與廣收慎選，不可偏斷，治學的嚴謹態度，也是萬萬少不得的，否則以盲引盲，真箇不得了。說到治學為文的基本紀律，作者是福音派神學院的師傅，又是學者，該都知道。至於涉及於別人品德名譽的問題，更要謹慎，自不在話下。
還要知道的，是好話少人相信接受，壞事很容易叫聽的人接受。因為“人的心中所存的，口裏就說出來”；因為心中的污穢，容易相信壞事，傳揚壞事，更壞的是不經證實的壞事。
倪柝聲其人早逝，當年教會受迫害，鬥爭，創深痛鉅，教會當時忍耐，事後赦免，對那些造分裂，受打擊，雖不存怨報復，也都不願再提。哪輪到當年恐怕還未出生，即使生了，也還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出來說話？
現在的中國，已經撥亂反治，雖然未達到完全的地步，但顯然的日有進步；許多昔日冤獄的基督徒，都已經平反了，有的還得到相當的賠償。倪柝聲卻在獄中殉道，未能等到平反；他生時沒有兒女，含冤入獄，至今也沒有兒女為他平反。到一個程度，竟然把不起訴的長期羈押“直到1956年才被起訴判刑”（頁4），也當作是倪的錯，當作先假定有罪的憑據，而為違反人權叫起好來！
案：羅馬法系早就規定，非經證明有罪不能以人為有罪；非經定罪，不得施刑。現在基督教的神學教授，居然先假定倪有罪，要求證明無罪；大家都知道，這在法律技術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對於其屢遭非法刑掠，反無一言。豈不怪哉！
死人不會說話。但活的人，不該把動亂中“鬥爭”“控訴”羅織的罪名和捏造的“證據”，當作立論的根據，用以對付主內的肢體。這是追貶的鞭屍暴骨行動，即使非基督徒，也作不出。其荒唐程度，叫人以為是所有的改革，都成空談，不幸紅衛兵復出，作反基運動的馬前卒子。
清算主內的肢體，即是羞辱主；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聽到主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徒九：4）那時，掃羅只是迫害主的門徒，並沒有迫害耶穌；但在天上的元首為祂受苦的肢體說話。不過，保羅那時候的“褻瀆神，逼迫人，侮慢人…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時候作的”（提前一：13）。神體諒他的無知，向他施憐憫。但明知而妄為，還算相信神的人嗎？坐在位上作師傅的人，為何作出這種事，為不信派，作傳聲筒，應聲蟲？實在令人不解。
教會中人，是一個身體，而互為肢體；即使不能同肢體受苦，至少也不應該隨意架誣呀！
且說那本書的資料，並沒有甚新奇，只是多年前鬥爭控訴的翻版，特別“暴露”倪的“淫亂”；其實，誰都知道，他沒有時間去作那種事，如那“扒糞手”不怕污穢所寫的。犯罪的人，通常是掩蓋唯恐不及；不可思議的，書種竟然說是他錄電影片“留念”！對於這些事件，如果實有其事，有心人想按圖索驥，找幾名當事人作證，豈不更加真實？並沒有，連一個也沒有。約翰福音第八章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捉了行淫被拿的婦人，並不試行“捉雙”，現今的宗教人，採證的態度，也仿佛師承有自。再說，誰都知道，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攝影機笨重得狠，出門攜帶，非常困難；誰會用成隊的技術人員，在嫖妓時拍相？如果所謂學者連這種事都可採信，恐怕還會相信地球是用牛馱著的。又說，倪藏有大批的淫書，蓋印為證；實在說，還未曾聽說，有誰願意留下這種“遺產”。
至於說，自己製造犯罪記錄，照犯罪心理學研究，只有不正常的人，反乎常識和人性，才作得出；如果他那麼不正常，必然不能作領袖。
該書作者最愛使用“政府”，“證據”一類語詞。仿佛是搬“政府”來嚇唬老百姓；他自己則煞像政府人。其實當年的“政府”，並不同於現今的政府，而且沒有一個政府不曾發生政策錯誤。至於暴民亂政，他也會奉為權威，簡直豈有此理！所謂“證據”也者，其實比作者年長有知的人，誰都知道，當年發生過些甚麼天方夜譚般古怪的事，如：大白菜重一百二十斤，母雞每天生三個蛋。著者甚麼都採信，就是偏不相信教會的話，好像是“在善上愚拙，在惡上聰明”。當然，我相信他不是小孩子。
那作者又愛對顯然未見過的事，憑猜想就斷以為真；其實，witness 一詞，源於 wit（就是眼見的意思），他既不曾見，如何能夠證？至少也該考察，找一兩名可信的見證人出來啊！不，他一個也沒有。荒唐以至於此！
依法律定罪，需要有犯罪的證據。沒有誰需要證明自己無罪；證明無罪是非常困難的。定人罪的時候，才需要證明，而且要無可以懷疑；如果有可疑的時候，寧可信其好的一面。這是現代司法極普通的作法和常識。教會更應該如此。至少要憑兩三個見證人的口，還要給被控者有辯訴的機會。否則逕予定罪，是不合理的。
論到倪柝聲對其夫人張品蕙的深愛和尊重，幾乎是盡人皆知，而以為美談：少年相識，經十年分別，而後結合。如此的相愛相敬，哪容背後另有外遇？在人慾橫流的今代，也許不是常事；但用情有專，相交不亂的人，想必都能領會。
再說，教會知道他的為人如何，最跟他接近的人，並沒有誰說壞話。而聚會處不是他個人的，犯錯教會有紀律行動。
不過，倪並不是聖人，他犯過錯誤。在早期曾被停止過主餐（他們叫擘餅），後來，在生化藥廠的事上，他禱告過，卻從沒有說過清楚明白是神的旨意。不過，他的存心可諒，是因為教會迅速擴展，需要固定的經濟支持，用他自己的說法，如同“寡婦有子女須撫養，不得已而再嫁”。不過，教會的長老俞成華等人，還是停止他的事奉，直到他回轉再被接納，而且仍然是第一把交椅，正像彼得跌倒並復原之後，依然是門徒的領袖，教會的柱石，這顯明是有其非凡的品格。基督徒該知道誰都有錯，而給人第二次的機會。可惜，倪書的著者缺乏這種風度和屬靈修養，專挑人的錯，不論人的成功。
倪柝聲不是耍嘴皮子的人。他的屬靈著作，影響廣而深，不僅在華人中流傳，有很多且翻譯為外文，其深度極為洋人推重，列為世界傑出的基督徒。
他的著作屬靈人，頗有可評。把靈魂體的三元論，變成了三等論，有些諾思底主義（Gnosticism 或稱“靈智派”）的味道，來源不明。我無意低估倪柝聲或批判他的某君，但他們顯然都不可能見過1945年出土的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也不似有對希臘文譯為 Coptic 文字有足夠的應用知識；何以類似？我們只能說“不知道”。不過，孔子似陽貨惹過麻煩，但並不是錯。所有在這方面捕風捉影的濫加批判，欺弄外行人，不僅是沒有意義的事，也跡近於不誠實。
工作的再思一書，極引起爭議。只是，他批評的消極方面大部分都對了，地方教會的原則，卻難以被普遍接受。其中黃漁深的從哈同路到南陽路一書，駁倪書的立場，所論中肯而筆鋒說理都高明，甚至超越倪著；再有王明道，也是不同意他的人中之一。但這些人，辯理甚至爭辯，分開，卻都沒有對倪作人身攻擊，都沒有指倪在生活和品德上有問題。
更荒唐的是，著者連別人不說話，都當作倪犯罪的證據：他引用陳則信這樣一段話：
他〔倪〕有沒有犯過這些罪，我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沒有得救，感謝神，藉著他我已經蒙恩得救了；曾有一度我屬靈的情況相當低落，感謝神，藉著他我被帶進很大的復興！我一生蒙主藉他帶給我的屬靈幫助，可說沒辦法計算，這是我所知道的。（頁 138）
我們可以看得出，這是仿照約翰福音第九章瞎子蒙恩復明的見證，只說他所知道所經歷的事；在見證原則上是正確的，在語意上是稱讚。那復明的人說：“他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見了。…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惟有敬畏神，遵行祂旨意的人，神才聽他。”（約九：25,31）以上所引陳則信的話，正是跟蒙恩的瞎子所說的相似。如果連這個都看不懂，問題就大了。只是法利賽一等的宗教人，不滿意這樣的見證，如果今天仍然如此，也不足為怪。批鬥倪柝聲的作者，竟然詆毀是“捏造事實”，卻說不出理由，只可惜為時已晚，不能把說真話的人，都趕出會堂。看來如果作者當年在耶路撒冷，也不是不可能作出同樣的事，甚至釘耶穌十字架呢！這真是如同主耶穌所說的：“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約九：39）這話多對！那些人也多可憐哪！
想不到在倪柝聲離世三十年之後，昔日的同工，有少數還在世間。怎麼說也輪不到晚出的人，既沒見過其人，又不加慎思明辨，去蒐求原始證據，就採信不信者構陷的資料，妄加污衊。其人對對倪有利的見證，不加採用；對其屬靈著作，不予正面的引述，如同不存在，是何用心？
所有的華人教會，包括反對“小群”的人，也從倪的著作得造就，甚至他們所用的語詞，很多是倪所創用的。單是這一點，飲水思源，就不應輕易對倪加以侮辱。何況照華人的倫理傳統，對長者應當加以尊重，至少不可以訐為直。現在卻有人再來套用紅衛兵的作風，而且是教會中人，實在是不該有的現象。本人依對晚輩寬厚的原則，不揭露作者的姓名，為的是給他自新的機會，並不是有別的避忌，希望作者讀者都諒解。
古人說：智者要避三鋒：武士的劍鋒，辯士的舌鋒，文士的筆鋒。不過，鋒要正當運用，為出鋒頭，頗乏可取；用以對內，大不像話！
人類歷史上第一宗刑事案件，是兄弟相殘，哥哥該隱，動手殺了弟弟亞伯；有人認為最可能致死的武器，是築祭壇的石頭，是多麼可哀的事。亞伯“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來一三：4）想想今天的批倪風波，何嘗不是如此！當年批鬥，令人遺恨無窮，到現在多已經平反了；如果倒行逆施，開倒車肯定錯誤，而作出這樣事的，竟然是宗教人；清夜捫心，何以為解？
這些話看來像是要教訓誰。但願基督徒作者讀者，特別是年輕人，要知道“偏聽則昧，兼聽則明”的常識，也有愛心和風度付之應用。明眼人都會知道，今天有人忽然作這種事，自然可能是為誰利用，即使為立功身不由己，未免巴結過火吧！
前面說過，我不同意鞭屍行動。“鞭屍”的故實，是伍子胥的父親，被楚平王冤殺；子胥投吳國，借兵復仇，入楚後，平王早崩，子胥掘平王陵墓，把他的屍首鞭撻三百以洩忿。雖然他負有殺父的深仇大恨，論者還是以為戾氣太重，不同情他的過分行動。中世紀類似的事，是英國改教運動晨星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c.1329-1384）逝世四十三年之後，羅馬教掘開他的墳墓，把屍骨焚燒成灰，撒在河中。當然，伍子胥不是信主的基督徒，羅馬天主教對付不同情他們信仰的人，都是敵方作的，史家也不給予好評。同是基督的門徒，絕對不該作出類似的事情。
我並不同意“小群”的道理，也從未入過群；坦白說，對他們成見是略有一些，卻頗乏好感。不過，小群到底也是信主的，不是敵人。那書作者政治氣味太重，似是在為誰講話，攻擊教會，抹黑教會。講公道話，以倪的才慧，如果投身入夥，其前程功名，會超過任何批鬥他的人，包括現在批鬥他的人，且會有升無黜，有榮無辱；只是他選擇受苦，而以身殉道。單這一點，就不容誰追貶，污辱。我們該立場分明。如果誰要爭辯，追貶殉道者，實在說，教會從無先例。
從這一事件，我們還思想：為何有人這樣作？該如何糾正或救治？對教會會有河影響？
我們先看作這類事的，到底是何居心？
多年前，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所作夢娜麗莎（Mona Lisa）在博物館展出。忽然，有一名狂徒，執刀衝上去，要加以破壞；幸而有人迅速制止，造成損害不大。從前也曾有人企圖用錘子擊毀米迦勒基路的Pieta雕像，損失也輕微，沒有問題的修復了。
這些作品，是文藝復興的瑰寶，為甚麼會有人想破壞？有的人就對藝術品用油漆“抹黑”。為甚麼有這類的破壞行動？
經過心理學家研究，是因為作得太近於完美，有人看了，覺得企不可及，自己比起來太醜惡了，必欲破壞而後快。
有位牧師指出，近年來華盛頓的名字少有人提起；好萊塢有的製片人，倒利用過這位品德超卓國父的名字，只是無中生有，憑空捏造出些艷事加進去，務求同他們差不多。這種惡風有甚麼結果？美國男孩子們，本來臥室中很多掛華盛頓圖像，現在不見了，換成了袒裼裸裎的圖畫，或是甚麼妖怪的邪星，要不就是醜惡的畫。青少年的犯罪率，也隨之高漲。這是缺乏好模楷的結果。
聖經說：我們基督徒“原是神的工作〔作品，或傑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弗二：10）。聖徒存在的目的，就是彰顯神在我們身上的奇妙工作，使我們今日成了何等人。如果信徒不時時同主聯合在一起，隨從舊人舊性去行，就不能彰顯神的榮耀。在另一方面，魔鬼也致力破壞信徒的名聲，造成醜惡的形象，其最終的對象，是使神的名受虧損：“看，這樣的傳道人！這樣的基督徒！”這就像是亞捫人羞辱大衛的使者，意在於羞辱大衛（參代上一九：4-5）。
再從聖經看，舊約記載人的軟弱敗壞，是叫我們在律法的鏡子下，知道自己無望，而信靠主耶穌，接受赦罪的救恩。而在新約，則從恩典的光中，引我們看到因信稱義的一面。顯明的例子，是亞伯拉罕，大衛等人，不是看他們的軟弱，而只聚注意力於他們的因信稱義。在舊約中所見的羅得，幾乎是“乏善可陳”；在新約中，我們看到的是神從毀滅所多瑪城中，“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彼後二：7）。從這樣的靈裏，我們可以學習看別人的好處，並不是那麼困難。
因此，對於那些慣於說別人壞話的，要同情他們，憐憫他們，赦免他們，勸戒他們；並盼望他們悔改，接受主的恩典，也能夠經歷憑自己力量所作不到的義行。
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勉勵他們說：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四：8）
我們平常知道些好人好事，總說“值得記念”，並且會口碑載道。唐朝的楊敬之，愛才而公正，“生平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成為佳話。可惜，很多人願意藏人善，不說人的好話，只講人的壞事，訐人之短，而那些壞事，短處，常不是真的；更可惜的是，基督徒有的也這樣作。以致我們很少聽到建設性的好話，只是破壞；這不僅證明現代人的心，不常“思念”這樣的事，更糟的影響，是叫人的思想，被那些邪惡的事所佔據；所造成的破壞，是何等的大呢！
人口所出的，可以證明他心中所存的。主耶穌說：“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太一二：35）
人的傾向，是看到比我們好的，就把他拉下來。聖經的教導，是看到好的就效法，見賢思齊。
我有個天真的簡單想法：如果教會裏的人，會實行愛心，用愛心說誠實話，說別人好話，復興就臨到了。
為甚麼呢？第一，這顯明是有聖靈的果子，是真實靈恩的表現；其次，好人好事傳出去，人就會樂於跟基督徒來往，接近教會，“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二：47）這是教會增長的古老驗方，而且是真正的教會增長。
你近來可聽見講別人好話的嗎？要知道，好話出於好人；如果沒有，該考慮你是跟甚麼樣的人在一起了。
那麼，你近來聽見基督徒講別人好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