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中國內地會創始人
到達中國以後，已經三年了。二十五歲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仍然飄流無定，沒有可以稱為自己的宣教基地，當然也沒有家。
在寧波，有個英國的艾德錫（Mary Ann Aldersey）女士，開設第一所在中國的抗羅宗女子學校；有孤女碧蘿拉和馬利亞黛爾姊妹二人（Burella
& Maria Dyer）幫助她。
1957年三月，戴德生到寧波去，遇見了妹妹馬利亞，後來彼此通信。姊妹二人一同去告訴艾德錫。想不到那位老小姐發起脾氣來說：“那個戴德生！年輕，貧窮，無所倚靠的無名之輩。他怎敢想吃天鵝肉。當然，必須立即決斷的拒絕！”後來，她更說：“黛爾小姐和那個戴德生不是同一社會階層。她有固定的收入，良好的教育，有才有貌，不缺門當戶對的上流男士。”
戴德生想：不錯，他學醫學，沒有畢業作合格醫生；作宣教士，卻不是按立的牧師。現在，又因為原則不同，退出差遣他的中國宣教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CES）。除非樂意犧牲，甘心走十字架道路的女子，誰肯跟他同負一軛？但馬利亞就是那女子，不嫌他貧窮，願意同過信心的生活。
戴德生寫信給馬利亞的監護人，舅父坦恩（Mr. Tarn），得到他的同意他們訂婚，於1858年一月二十日結婚，是馬利亞滿二十一歲成年後四天。
1965年六月，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在倫敦正式成立。這個名字，說明創立的心志：把逢迎傳向基督的名未被稱過的中國內地。戴德生夫婦卷土重來，帶著四個孩子，率同十八名宣教士，從英國於1866年五月二十六日，乘船開航，是到那時為止，最大的一批來華宣教團。到戴德生離世時，內地會在華宣教士有八百人以上，並有二千華人教牧同工及女傳道，在一千個教會和宣道站工作；憑信心從主所得的費用，共逾一百五十萬鎊。
1853年九月十九日，二十一歲的戴德生，急欲去中國傳福音，來不及等待完成醫學訓練，就登船出發。1854年三月一日，在上海登岸，踏上了中國的土地。正是太平天國和清軍在上海的攻防戰。槍彈在他的頭頂上呼嘯飛過，他夾在中間，親眼見到人罪心的愚昧，和戰爭的殘酷。
他有受苦的準備，卻不曾想到要經歷戰爭的危險。但他艱苦的努力工作，受挫不休；從上海近郊，到江浙各地。
戴德生不僅學中國話，他還決定改穿中國衣服，並蓄起辮子，吃中國飯，表明尊重中國文化，與當地人認同，以減少種族的分別，消除衝突。當他把這新觀念付諸實踐的時候，在外國人的圈子裏，引起了相當的衝激。
1855年，在上海，戴德生遇到了無畏的蘇格蘭人賓為霖（William Burns），第一名英國長老會在華的宣教士。賓為霖是當時英國有名的佈道家，甘願來華開荒佈道。他比戴德生大十三歲，在華已經七八年，是識途老馬，德生把他當作屬靈的父親。二人十分投契。
有一位基督徒船長鮑爾斯（Captian Bowers），談起汕頭對福音的需要，二人同有感動去汕頭工作。鮑爾斯給他們免費船位，載二人去了汕頭。在那裏，他們合租了一間簡陋的小屋同住，一同出外工作。後來，那裏的地方官患病，久治不癒；聽到戴德生能用西藥醫病，請他來試，果然不久痊愈了。為了感恩，給他們幫助，工作和居住環境大有改善。二人認為配搭由賓為霖傳道，戴德生醫病，是傳播福音的好方法。於是，決定戴德生回上海，取來寄存的醫藥及器材，一同工作。那知，到後發現他存的器材，大部分被火焚燒；剩下的被一名中國佣人偷走。不久，收到賓為霖的來信，兩名中國基督徒同工，因傳福音被進監獄；賓為霖則被廣州英國領事看管，警告不得任意傳福音。
戴德生去了寧波。在那裏帕克醫生（Dr. William Parker）家中，和馬利亞.黛爾由結識，而結婚。
1858年八月，帕克醫生的妻子，猝然患霍亂去世。悲痛的帕克，決定帶孩子們回英國，交給他們的祖父母撫養。因此，要求戴德生接辦醫院和藥房的工作。他接受了。那不僅要負責診治病患，給予藥品，還有每天全體上下的鉅大費用。
幾個星期後，廚房的人來說：“我開了最後一袋米，不用多久就要完了。”
戴德生說：“那是說，神的幫助就快到了。”
那袋米還沒用盡，柏格（William Berger）從英國來了一封信，內附五十英鎊。信中說：“有一個沉重的擔子，落在我身上。家父去世了，留給我相當鉅大的財產，需要為主用。我所有的已足，不願再提高自己的生活花費。請你在禱告後，費心寫信詳細告訴我，你能否更多的用在有益的事工上。”
戴德生和他忠心的小基督徒團體，歡喜感謝真神的大能和大愛。他樂於代負柏格的擔子，也減輕了內地會經濟的擔子。
不過，經歷六年在華的生活工作，他本來就不太健壯的軀體，已瀕臨崩潰邊緣，必須回國休養調治。1860年七月，戴德生夫婦由上海乘船回英。同行的有一個寧波華人王來俊，預備在英期間，一同修譯正確的寧波方言聖經。
1861年一月，戴德生作了一次徹底的健康檢查。倫敦的醫生坦白告訴他：如果回到中國，就是去送命！
醫生的警告，並不能取消神的應許。他需要的是等候。這段時期是戴德生演化的時期。
他與王改進寧波方言新約聖經譯本，也預備一本聖詩集。同時，覺得有主的引導，他到倫敦醫院，去修完醫學課程。
1862年，戴德生醫生考試通過，成為英國皇家外科學會會員（Member of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MRCS），並獲助產執照（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Licentiate in Midwifery, LM, RCS）。
戴德生覺得神增加他對中國的負擔：到那時為止，外國宣教士只在沿海的七個省份，向一億八千五百萬人口工作；而內地的十一個省，還沒有福音使者的腳蹤，二億的靈魂，在黑暗中沒有真光。他長久的與神掙扎，最後降服下來。
1965年六月二十五日，他向神祈求二十四名有同樣負擔的工人：每省二人，蒙古二人。二天後，戴德生去倫敦市郡銀行（The London &
County Bank），由皮爾司（George Pearse）陪同，開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帳戶，首次存入十英鎊。
照內地會的規章，以向中國內地傳福音為宗旨；戴德生自己是衛理會和弟兄會信仰背景，但接納任何宗派的信徒，並不要求申請者有高深的教育，並且接受單身女子。宣教士必須接受中國文化，穿中國式的衣服，教堂建築採中國傳統形式。工作方向由在工場的主任指導裁決，不是請示在倫敦的董事會。柏格同意為在倫敦的代表。另一原則是內地會在任何情勢下，絕不舉債，不募款，全然倚靠神。戴德生常說：
“照神道路作神的工，必不缺乏神的供應。”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在這期間，戴德生寫了一本小冊子：中國屬靈需要的呼聲（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指出中國每天有三萬三千人死亡，每年有一百萬人死亡，他們滅亡沒有基督救恩。初版三個星期內售罄，需要再版。
到1866年一月，各地對戴德生講演的要求，紛紛而來；申請作宣教士的人因而很多，必須慎收精選。結果，收取了十八人，於那年五月二十六日，乘蘭默梅（Lammermuir）號帆船啟航。這標識著一個信心差會的開航。
經過了海上的風浪，終於到達上海。停留幾個星期，每人都製備中國裝，蓄起髮辮。報紙謔稱他們為“豬尾差會”。
十月二十日，他們集體出發往杭州。在那裏，戴德生預備建立內地會的戰略性基地。
只三個月後，他們當中的倪可勒（Lewis & Eliza Nicol）夫婦，即受英國聖公會宣教士的影響，拒絕穿中國衣服，而恢復穿西裝；並且散播毀謗戴德生的假話。經勸告無效，戴德生即採取斷然行動，辭退他們；另外三名單身女宣教士，也自動退出內地會。這風波使戴德生極為憂傷。
1868年四月十日，戴德生率領著幾名宣教士，向蘇州進發。從那裏，更北上抵達揚州。八月二十二日，當地的士紳唆使暴民，鼓噪圍住內地會宣教站。看到情勢緊張，戴德生冒險同另一宣教士去到衙門求援。孫大人拖宕推諉，戴德生不得不警告他事態的嚴重，和他應負的後果。二小時後，守備才率兵去鎮壓，驅散暴民。宣教士們有的被毆打負傷，宣教站部分被焚毀。
戴德生和同工們，退到鎮江。九月八日，英國領事麥華陀爵士（W.H. Medhurst）聞訊，從上海乘船，率一隊海軍陸戰隊士兵，並有法國軍艦和領事，逕往揚州衙門。他們勒令孫知府同往南京，面見總督曾國藩。曾謙恭接見，但炮艦離去後，不肯履行英方所要求的條件。
十一月，英國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爵士，派五艘炮艦溯江而上，要求履行所作承諾。十一月十八日，揚州的宣教站由當地官府撥款修復；為首的肇事者受懲治；並由官紳陪同戴德生和麥都司，在通衢大道游行，兩名前導宣告：“所有人民聽真：不得冒犯外國人，不得稱他們‘洋鬼子’，要稱他們為大人！”
揚州事件由暴起到平息，沒有造成人命損失；如果不是戴德生應變迅速，初設立的內地會，可能會連跟拔起。不過，英國國會上議院，於1869年三月，辯論此次事件。有人認為在華宣教是不必要的麻煩，可能記怪戴德生明言反對販賣鴉片；趁機責駐在當地領事代表，無權輕易採取軍事行動，將釀成戰端。輿論推波助瀾，過分批評，造成內地會一時的經費困難。
同年四月，戴德生經歷屬靈的危機。他感覺自己的罪難以對付，缺乏持久的聖潔。在長久掙扎中，九月四日，收到麥克萃（John McCarthy）的信，指出“成聖是在主的恩典中生活。不是自己掙扎，是住在祂裏面；仰望祂，倚靠祂的大能。”這是“與耶穌的合一”，是真實的安息。戴德生歡呼得到釋放。
那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到柏格從倫敦來信說：喬治穆勒（George Muller）索取內地會所有三十三位宣教士的名單，為他們個別禱告。同時，也收到穆勒來信，鼓勵他們的事奉，並給每雙夫婦及單身宣教士，各附有支票。以後，慕勒每年捐助給內地會二千英鎊。這不僅及時紓解了內地會的經濟困難，那位信心偉人的支助和認同，也使這些遠在異地的戰士，得到鼓勵和溫暖，士氣大為提高。
1870年初，戴德生夫婦決定，把他們四名年紀較大的孩子，送回英國受教育；巴愛梅（Emily Blatchley）宣教士志願負責伴送他們。不久，多年忠誠的朋友柏格，因年高辭去在英國代表的職任，即由愛梅繼任。
七月，一同生活事奉了十二年的妻子馬利亞，離開了他逝世。內地會創立了還只五年。戴德生沒有時間悲傷，再次奉獻自己，繼續努力工作。
在妻子逝世後一年，1871年夏，戴德生帶著二歲的兒子查理（Charlie）返英國，同行的有梅冬斯夫婦，和女宣教士珍妮富丁（Jennie
Faulding）。海上長途航行相處中，三十九歲的戴德生同二十八歲的珍妮，萌生愛情，到倫敦後，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結婚。
次年十月，夫婦返回中國。那時，各地的宣教士，在艱難中情緒低落，信徒軟弱退後。戴德生夫婦巡視各地宣教站，鼓勵同工和當地信徒，靈命大得復興。
1874年四月，內地會的經濟繼續拮据。戴德生說：“銀行帳戶只有二十五分，加上神全部信實的應許。”
六月，戴德生從梯子上跌下受傷。八月，夫婦二人乘船返回英國。抵岸後，悲哀的信息在等待他們：當他們還在海上，愛梅因肺癆去世。
戴德生受傷的下肢，情況惡化，幾乎癱瘓，必須要臥床休養。但他仍然奮力寫作，為中國內地一億五千萬靈魂請命，求神差遣十八名拓荒佈道者去中國。信息在幾個刊物發表。
1875年，戴德生開始中國億萬人（China's Millions） 期刊，是內地會的喉舌，推動國人對宣教的興趣。
不久前，珍妮富有的舅父去世了，留給她四千英鎊的鉅額遺產。她收到款項後，全部捐獻給內地會。
戴德生的健康慢慢恢復。他漸能下床，進而行動如常。
1876年二月，戴德生率同二十名新舊宣教士，乘船航向中國。
1877年底，戴德生夫婦再回英國。珍妮顯明很為能幹，性向會獨立任事。1978年四月，因為戴德生本人不能離開，由她率七名年輕宣教士到中國去。那年，內地會增加了約三十名新男女宣教士。到第二年春天，戴德生才可以再去相聚。
內地會的事工繼續發展。1881年夏天，珍妮回到英國。十一月，戴德生和宣教士派洛特（A.G. Parrott）談論工作的展望，忽然路加福音第十章1節主差遣七十人的事，進到心裏。戴德生覺得是神的感動。他們回去和同工說起，每天為求神差遣七十人禱告。
有人說：“到那一天，我們這些人將要分散了；何不趁現在大家先獻上感謝？”於是，全體同意先行讚美。
1982年一月，戴德生起草一封致英國教會的信，由七十七名同工宣教士簽名，籲請派遣七十名宣教士。
起初，反應並不甚熱烈，只有十一名新宣教士，加入內地會。到1883年春，戴德生回到英國。那時，內地會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邀請講演的信，紛至沓來，應接不暇。倫敦大都會會幕堂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請戴德生去講道；他也在特別聚會中任講員。他並不為內地會請求捐款，會眾卻盡力奉獻，更有人奉獻自己，參加中國內地宣道的工作。那年，有二十名新宣教士啟程去中國。1884年，又有四十六人。求七十名新工人；神竟然給他們七十七人。同工的宣教士，得以增加了一倍。
1885年一月，戴德生啟程往中國，“劍橋七子”同行，是七名劍橋大學的學生，出身上等家庭，奉獻去內地窮鄉僻壤吃苦傳福音。因為工作擴展，人員增加，必須設立地區監督；司提芬生（John
Stevenson）受任為戴德生的助理總監。
工人增多，工作也迅速向內地開展。1886年夏天，戴德生去山西省，看到宣教士同當地信徒，協和同工。他與劍橋七子之一的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步行二十四天，到達漢中，觀察入四川的可能。途中有好幾次面臨激流河水，運動健將包春圃，把戴德生馱在肩上，涉水而過。
在旅途中，有時人煙稀少，食物缺乏。有一天的上午，他們甚為飢餓。戴德生忽然說：“主啊，我們感謝你，賜我們的飲食。”
章說：“戴先生，那裏有食物？”
戴笑著說：“天父知道我們飢餓，食物還會遠嗎？不過，我已經先感謝了，到時候就可以吃；你要先感謝才可以吃。”
不久，來了一個賣粥的，二人得飽餐一頓。
在同行的路程中，章必成也看見戴德生靈修生活的紀律。他每清晨天還未亮，就起來點蠟燭讀聖經禱告一小時；不論客棧如何骯髒，環境如何吵雜，他總是保持定時的靈修。
1886年十一月，內地會中國議會在安慶開會，助理總監司提芬生提議，禱告求主在明年差遣一百名新宣教士。全體禁食禱告，相信神已經垂聽。只在上海有一位資深宣教士，同意神會賜下多名宣教士，但認為一百的數目雄心過大。戴德生告訴他：“你要來歡迎一百名中最後的一人。”
1887年二月，戴德生返倫敦，在各地教會講道。申請加入內地會宣教陣營的，有六百人。經過慎選，接受了一百零二人。那位資深宣教士，在上海歡迎第一百名宣教士。
那年秋天，美國的福洛斯特（Henry Frost）寫信到英國，邀請他在尼亞哥拉湖（Lake Niagara）聚會並慕迪（Dwight
Moody）的北原 （Northfield） 退修會中講道。結果，有四十名美國宣教士加入內地會。北美議會也成立了。
從麻薩諸塞州北上，到多倫多。有一篇雜誌的文章說：戴德生貌不出眾，口才平凡，聲音不宏亮，只是一個看來可親的英國君子。戴德生笑著說：“實在不錯。神就是藉眇小人物，顯明祂是偉大的神。”
返回上海後，戴德生於1889年底，訪問北歐宣教差會。參加聚會者甚為擁擠，並晉見瑞典的蘇菲亞（Queen Sophia）女王。有五十名北歐宣教士，加入了內地會的中國工場。
1890年秋天，戴德生往澳大利亞，推動宣教事工。
次年，從美國，歐洲和澳洲來的宣教士，有七十八人。
1900年春，戴德生在紐約卡內基大廳，向來自一百個差會的三千五百聽眾講道。
五月，他到波斯頓的聚會講道。在聚會中，他似乎失去了思路，不自禁的一再重複著說：“你只能信靠神不夠，絕不能過分信靠祂。‘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為祂不能背乎祂自己。’”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講道。
美國的一位聖經教師皮爾生（A.T. Pierson），看出了是部分精神崩潰的徵兆，立即接過了講道。後來，皮爾生說：“那是他終生致力和信仰的中心，在此開始，也在此終止，不僅是預言性，也有詩意。”
珍妮伴他去瑞士休養。六月裏，中國義和團事件爆發，在歸正教中，內地會損失最嚴重，有五十八位宣教士，同他們的二十一名孩子殉道，華人信徒被殺者更多。當時，這些事戴德生並不知道。當然他不能自己執筆，由珍妮代他寫信，安慰激勵同工們。後來，他漸漸恢復，明白發生的事，他說：“我不能讀；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禱告；但我能夠信靠。”
回到英國後，他漸漸復原。至1902年，戴德生夫婦再到瑞士日內瓦湖邊休養。他能夠欣賞花木，仰觀夜星，並重拾起攝影；也漸能讀書，在1902年，讀完了聖經；那是他四十年來的第四十遍。
1903年七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的妻子珍妮逝世。
1905年，那病弱又孤獨的偉大老人，仍然不能忘記他所愛那遠方的土地和人民，由他作醫生的兒子陪同，再到中國。
那是他第十一次去中國，也是最後一次。
六月三日，在長沙內地會所，為他舉行盛大的歡迎會。當晚，戴德生離開世界，被歡迎進入天上。他的遺體埋葬在鎮江的墓地；他的妻子馬利亞，葬在那裏；四個孩子葬在那裏；現在，中國內地會的創立人，把福音帶給十一省千萬華人的福音使者，葬在他們旁邊。他曾說過：“我若有一千英鎊，中國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他遺下的身體，也埋在他服事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土地上。
何斯德（Dixon Host）接續了中國內地會總監。工作的主自己繼續引導內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