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廉克理：近代宣教先鋒
沒有學位，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錢財和當權的朋友。出身貧苦的鞋匠學徒，竟把聖經翻譯成二十多種語文，可以同威克里夫，馬丁路德，廷岱勒並列；如果不是因為他屬於非國教信徒，他可能躋身威斯敏司大教堂中。他也成為近代宣道的先鋒。他的名言：“望神行大事，為神作大事”，擴大了基督徒的遠象。這是維廉克理 （William Carey, 1761-1834）。
他於1761年八月十七日生於英國保羅司浦 （Paulerspury, Northamptonshire），父親艾得門 （Edmund
Carey），出身織布匠；但頗通文字，改業國教會教區書記兼小學校長，學校就設在教堂旁邊。
維廉從小好學，跟父親學習之外，他自學拉丁文，並對數學深有興趣。十四歲時，父親送他去附近皮丁屯（Piddington），在尼高拉（Clarke
Nichols） 鞋店中，作鞋匠學徒。十八歲那年，有一天，他在鎮上的商店買東西，在找會的零錢中，不慎接受了一枚假幣；因為尼高拉也託他順便買點甚麼，他就把那假幣放在店主找回的零錢中。尼高拉質問他；不善說謊的維廉，承認那原是自己的。錯事被人發現後，心中甚為不安。有個先進的學徒青年華爾（John
Warr），看出他心中的不安，把福音介紹給他。他參加非國教者的聚會，漸漸明白聖經的真理，在神面前禱告認罪，悔改重生了。
在工作餘暇，維廉從尼高拉收藏的書架上，讀聖經和屬靈書籍。他也向一名織布匠鍾斯（Tom Jones） 學習希臘文，並讀原文新約。他的信心建立在聖經的根基上，一切以“經上記著說”為依歸。維廉發現自己有語言的恩賜，一種語言在一兩年內即可精通。他又學了希伯來文，和幾種現代歐洲語文，包括德文，法文，荷蘭文和意大利文。
鞋店的情形改變了。尼高拉忽然染病去世；寡婦的表弟歐勒德（Thomas Old），是維廉一同聚會的，接管了鞋店。新店主的妻妹多莉（Dolly
Plackett），也在聚會中相識。1781年六月十日，維廉同多莉結婚，新娘比他大幾歲。婚後他們租一個很小的村舍居住，生活簡樸，卻甚快樂。維廉成為受歡迎的講員，在鄰近社區的非國教教會講道。他自己也受浸成為浸會信徒。
1783年，歐勒德去世了，遺下孀妻和四個孩子，需要維廉克理照顧。他承受了一個鞋店，需要在雨中雪裏奔走找生意；更加上受到貧病交迫的試煉。重病好了，頭髮卻脫落甚多，剛過二十歲的人，就童山濯濯。
為了經濟的壓迫，晚上在店裏教導學生以增加收入；架上陳列著書籍，壁上挂著地圖。朋友們戲稱為“克理學院”。那是名副其實的“學店”，但他不是賣文憑的那種人。他越研究世界地理，越感到把福音真光照進黑暗的負擔。
在教會的討論中，他覺得主耶穌的“大使命”，不應該隨使徒們的逝世而結束。他在寢室的壁上，挂滿世界地圖，並且標識著城市，人口，和宗教。他天天為了失喪的靈魂禱告。這個小人物的心，擴展到廣大的世界。同時，照著神所給他的異象，積極準備自己。打從1783年開始，他就是浸禮會的會友；1787年，被按立為家鄉附近一教會的牧師，仍然兼作製鞋業。但他早已預備好福音的鞋了。
1789年，克理受聘任萊斯特 （Leicester） 浸信會牧師。三年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感受到他對於福音的負擔，出資幫助他印發一本小冊子，名為基督徒應盡力傳福音使外邦人歸正。書中說到世界上有76%
的人，還沒有聽到過福音：“我們要為主積極出去，到所有的地方，直到每個關閉的門敞開。”
那年，北翰浦屯 （North Hamptonshire） 浸聯會開年會，他在會中分發那小冊子，並向大會提議討論“大使命”。當時的大會主席賴蘭長老
（John C Ryland） 當眾教訓他說：“年輕人，坐下！當神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時候，祂知道怎樣去作，用不著你我操心。”
不過，克理並沒有長久安坐不動。漸漸有些教牧同意他的主張。他進一步聯合十二位教牧，組成英國浸禮會宣道協會，會員繳納會費，支持國外宣教工作。
1792年五月三十日，北翰浦屯區浸聯會中，克理宣講了一篇劃時代的信息，經文取自以賽亞書第五十四章2至3節：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
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
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
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信息結束時的名言：“望神作大事，為神作大事”，為許多人輾轉傳誦。
少年的約翰賴蘭震動的說：“克理兄，我想，你確切證實我們忽略了神的事工。”
近代宣教運動的火焰燃起了！
1793年，新差會派遣多馬 （John Thomas） 醫生和克理，到印度加爾各答。克理的妻子多莉，起初對印度聞而生畏，拒絕與丈夫同行；後來經多馬醫生勸說，才答應同去，但要求帶她的妹妹凱蒂
（Kitty） 去照管四個孩子。
經過許多周折，1973年六月十三日，維廉克理一家和多馬醫生乘丹麥輪船馬利亞公主號 （Kron Princessa Maria），離英駛向加爾各答。
初抵印度，生活甚難適應。所請一個印度語文教師，提議申請政府的屯墾土地，在那裏建立信徒聚居的社區。克理認為是好主意，就去到叢林邊緣，開始搭造竹屋。但他妻子知道叢林中有虎和毒蛇，懼怕不肯住在那裏，只得放棄。正在進退維谷之間，多馬醫生忽然寫信告訴他，英國東印度公司設立在莫奈巴提
（Mudnabati） 藍靛製作廠，需要一名監督。那裏是比較開發的城鎮，居住環境也好，多莉感覺滿意。只是凱蒂認識了一個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職員，二人相戀而預備結婚，不能同克理家遷往莫奈巴提；好在他們不難找到佣人幫助家事。
次年，克理因在經濟上已經能夠自給，寫信給差會請求停止經濟支援。他的工作不甚繁重，又有季節性，能夠有時間講道，教導，並開始翻譯聖經成孟加拉文；他們的家有個相當大的園子，可以種植克理所喜愛收集的植物。
不過，多莉感覺孤單，又不喜歡印度人，時常抱怨不滿。加以悲劇臨到：他們五歲的兒子彼得，忽然染上霍亂，不久就去世了。多莉甚為悲傷，漸漸精神失常：她懷疑丈夫與許多婦人有染，向孩子們說維廉的壞話，都是出於幻想；她又嫉妒，有時更威脅傷害維廉。多馬醫生長久觀察的結果，認為應該禁止她自由，關閉在房間內，晝夜需要人看守。但她時常喊叫，擾亂。在那樣的環境下，維廉仍然能夠進行譯經工作不輟。孟加拉文的新約完成了。他學習了印地文，又學習梵文，作為了解多種印度語文的基礎。
維廉藍靛工場的總監厄德尼 （George Udny），是關心維廉的朋友。他給予維廉工作上的方便，更欣賞維廉奉獻譯經的心志，讚揚其成就。維廉頹喪的說：“但怎樣出版呢？”
有一天，厄德尼歡喜的告訴維廉：“在加爾各答有一個印刷廠！”但要多少錢？錢從哪裏來？
厄德尼說：“不必擔心，算是我給你們差會的禮物。”
維廉去加爾各答買備了印刷用品，油墨，紙張；不過，有了機器，誰來操作？
1799年，實際統治印度的東印度公司，來了威勒斯利三兄弟：查理（Richard Wellesley） 為新任總督；弟弟亨利 （Henry）
是他的私人秘書，另外一個弟弟亞瑟（Arthur）主持軍事（後來的威靈頓公爵）。他們對宣教工作不表同情。
同年五月，厄德尼來訪，告訴維廉，因為藍靛市場不振，莫奈巴提工場將關閉，公司到八月以後，將不能再支持維廉。
約在同一時間，維廉收到一封信，是去年十月自英國寄出的：有個華德 （William Ward, 1769-1823），擅於印刷，曾聽過維廉講印度宣教事工；差會於十月十六日接納他的申請，派他來幫助維廉克理。因為英國當局不歡迎宣教士，近加爾各答的丹麥殖民地塞蘭坡（Serampur）
總督璧伊上校（Colonel Bie），發給他丹麥護照，並歡迎他們同去永久居留。
持丹麥護照的華德，順利的來到英國殖民地區，正好幫助克理搬家。厄德尼來通知克理，他奉調到加爾各答，任東印度公司的理事。看到神及時的預備，和奇妙引導，大家一同希奇感謝主。
1800年一月一日，維廉克理全家和所有印刷設備，裝載上船，移往塞蘭坡。在那裏，有前莫拉維亞差會失敗遺留下的會所，並有學校，總督璧伊撥給他們應用；給他們地設立印刷廠房，並把政府的文件交他們印刷；每到主日則讓他們使用總督府邸，作為教會聚集的所在。總督自己，也在座聽克理講道。
接著，差會派來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和其他三個家庭，與克理同工。馬士曼出身織布工人，繼為教師多年，也是語文學者。因英浸宣會支持的經費有限，馬士曼夫婦創立了三所學校，二所教導歐洲人子弟，璧伊送丹麥學童去讀書。所得學費全幫助宣道；一所免費學校為印度兒童。
三月中，七十二歲的璧伊上校，為宣教士和他們的家庭舉行正式宴會；教士夫人們用椅轎迎迓抬進總督府第，宴會長達二小時。他們感到所受的待遇，與本國的政客有何等不同！
那年五月，印刷了孟加拉文聖經第一頁，那也是宣教事工的新頁。
克理的孩子們，因為母親多莉詆毀父親維廉，維廉則忙碌無暇照顧，變成對福音全無興趣。馬士曼夫人要他們入學，對他們嚴加管教，漸漸正常；華德則給他們溫和耐心屬靈輔導，先後清楚悔改重生皈主。維廉非常歡喜，以華德為他們屬靈的父親。同年十月，維廉的長子非力斯
（Felix），以孟加拉語作第一次的講道。
180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培勒（Krishna Pal）悔改歸正，成為第一名印度基督徒，由多馬醫生和非力斯，進到河中，為他施行浸禮；胡扶立
（Hooghly） 河岸邊，有許多印度人希奇旁觀，璧伊總督歡欣的流著淚。由於培勒的見證，他的親人中有三人相繼皈主。
1801年三月，孟加拉文新約聖經出版，塞蘭坡差會舉行特別感恩聚會。維廉克理講道：“把基督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西三：16）。馬士曼特地作了一首詩歌。在場有四名受浸的孟加拉信徒。他們寄一百本初版的新約，給英國浸禮會差會主席富勒（Andrew
Fuller）；富勒歡然呈獻一本給英王。璧伊上校買了第一本孟加拉文新約聖經，呈獻給丹麥國王。
威勒斯利總督，雖然對非國教教會的宣教事工，不肯予以贊助，但對於英國公務員文化程度的低落，深以為是統治者的恥辱：自己沒有文化，怎能夠管理教化別人？因此，他授權由在加爾各答英國國教會的布朗牧師
（David Brown），協同步凱南牧師 （Claudius Buchanan），籌畫設立“東方的牛津大學”，定名威廉堡學院 （Fort
William College）。四月八日，克理收到布朗的來信，延聘他為威廉堡學院的孟加拉文教授，月薪為一千盧布。四天後，布朗由璧伊上校陪同，親來訪問克理。
克理談起他的抱負和計畫：目前孟加拉文舊約聖經，也已經大部譯成；如果神假以年，將繼續把全部聖經翻譯為孟加拉文之外，還有北印地文（Hindi），阿薩姆文（Assamese），及歐利亞文（Oriya），瑪拉得文（Marthi），旁雅部文（Punjabi），谷雅拉（GujRti）文，泰魯固（Telugu），加納來文（Kanarese），更要把全部聖經譯為最重要的經典文字梵文
（Sanskrit），因為梵文是印度文化之母。布朗聽了這聞所未聞的偉大計畫，大為驚異，以為克理是最合格的教授人選。只是克理堅定持守他的浸禮會信仰；威勒斯利總督以為，牛津大學從來不接受非國教會的教授；布朗和步凱南則說，如果你要最好的人才，克理確是全印度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一語文的學者。折衷的辦法是：給克理以講師職位，月薪當然也減低為五百盧布。克理為了福音，不計名位，以為能夠讀些孟加拉文的新約給學生，是一大樂事，並且希望影響未來公務員的信仰，就欣然接受了。
於是，他禮拜二，去加爾各答的學院，工作到禮拜五，回塞蘭坡；在授課之外，還有個別指導。後來，因為考布魯克（Colebrooke） 法官從梵文教師退休，克理接過他的工作，又加教瑪拉得文；在1806年，成為東方語文的正教授；並且政府所有的重要文告，要先給克理審閱才可以發表。他事繁而不匆忙，前後繼續了三十年之久；以所得薪資，加上馬士曼學校每月達二千盧布的學費收入，都集中用於支持宣教事工，並增加印刷設備，後來發展了二十六個教會，一百二十六所學校，學生達一萬餘名。
他們的印刷廠，頗具規模，印發聖經及書籍，工作人員達到五十餘人。並設有在當地自造紙張的工廠，只有高級紙張需要從英國進口。華德學過印刷及新聞，後奉獻勤修神學，參與宣道事工；是傑出的印刷者，善於管理經營。三人同心合意，配搭洽當，是最理想的團隊，建立美好的見證，被稱為“塞蘭坡三子”（Serampore
Trio）。英國傑出政治家，國會議員兼人權運動者衛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稱之為“英國的殊榮”。後來英國浸禮會差會老一代的主持人逝去，新起一代的人，以先人的血汗辛勞，建立自己的光榮，對工場情況全無了解，也不求了解，反而發號施令，爭權攘利；克理等人時覺掣肘。
克理並將部分聖經譯成其他二十九種語文及方言，又編訂六種不同語文的文法及字典。加上與馬士曼合譯的，使印度共有四十四種聖經譯本。他們也把印度文學中的名著史詩，譯為英文介紹給西方。
1802年，克理為第一名婆羅門階級的印度人施浸，也為一名回教徒施浸。是福音進入各階層結果子的新里程碑。他不僅自己傳福音，更鼓勵印度信徒作宣教士；這在當時是嶄新的宣教戰略觀念。為了促進文化和社會福利，他首創印度的醫藥宣教事工，儲蓄銀行，並神學院，女童學校，和孟加拉文報紙。他也建立了印度第一所現代印刷所，造紙廠，和蒸氣火車。他也翻譯西方的農業及園藝書籍介紹到印度，並推廣農業改良試驗；於1820年，成立了印度農藝學會。由於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聖經和文字宣道，總體的宣道戰略，基督徒小群發展到數千人了，很多屬於高階級。多種譯文聖經出版以後，傳播速度和深度，更急劇增加。
1805年，訂立了“塞蘭坡公約”（Serampore Compact），表述宣教會的異象和規律，成為後來差會效法的榜樣。其中特別申明：
宣教士必須時時以人不朽的靈魂為念，堅持異教徒歸主的目標。
要了解異教徒的信仰，才可進而折服他們。
必須不忘記宣講“基督釘十字架”救贖罪人的信息。
栽培新信徒，教導他們當盡的責任。
培養本地人的恩賜，任用本地教牧，鼓勵本地宣教士。
必須把聖經譯成所有的語文。
宣教士們自己必須熱切恆久的禱告。
必須為了事工的目標，無保留的奉獻，絕不想到自己，物質，或家庭。
1806年，有一位語文學者拉撒（Joannes Lassar），從澳門來到，有福音遠象的塞蘭坡福音站，立即延聘他教導中文。有些人為了好奇來學習；馬士曼卻認真的和孩子們一同研究，因為他有語文恩賜，極快有成就。結果，他翻譯了第一本歸正教的中文新舊約聖經，於1822年出版。後來，他也翻譯了一些中國文學作品。
威勒斯利總督聽聞印度有獻女嬰祭河的事，囑克理調查。克理列舉事實，作成報告。總督看了，以為那是犯殺人罪，立即下令禁止。
1807年，克理獲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 授予名譽神學博士（D.D.） 學位。同年，他的妻子多莉去世。克理按立他的兒子非力斯為牧師，往緬甸宣教。另一兒子雅比斯（Jabez）往摩鹿加群島宣教；幼子維理（Willy），在塞蘭坡北的區域作宣教工作。
1813年，塞蘭坡宣教站的人員達到二百名，有十部印刷機忙於工作。
克理關心社會問題。印度有個傳統的惡俗，就是把寡婦用火燒死，給亡夫殉葬，稱為“蘇替”（Suttee, 梵文作Sati）；他親見之後，深痛惡絕，以為是極不人道。他收集事實，統計單在加爾各答及近郊三十哩範圍內，一年之內就有四百三十八名寡婦被活活燒死！他得到了政府和印度“大聖人”泰戈爾（Maharidhi
Debendranath Tagore，諾貝爾文學獎詩人泰戈爾的父親）的支持，於1829年，政府正式禁除這惡俗。
1823年，英國浸禮會宣教差會的當事者，誣蔑馬士曼財務不清，克理力證其無辜，而不被接受。六十六歲的克理，憤然拒絕接受他幫助設立的差會繼續支助。不久，他們經過律師合法轉移一切物業，歸於英國浸聯差會，個人一無所有。
1834年六月九日，維廉克理服事了遠方的人四十二年後，在印度塞蘭坡逝世。
他的宣教行動，激勵後來宣教差會相繼建立。因為他編寫了孟加拉文字典及文法書，被尊為“孟加拉文之父”，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後來印度的大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於1913年，成為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亞洲人；他的得獎作品是詩祭（Gitanjali），是用孟加拉文寫成，並由他自己譯為英文。
這位印度的使徒維廉克理，為了遵行主的“大使命”，作近代宣教的先鋒，把一生奉獻給遙遠神秘的印度次大陸。環境是那麼困難，成就是那麼大，更喚醒了教會，注意從事宣教運動，所結累代的果子，無法數計。在他長臥之處的墓碑上，卻寫著：
貧窮，可憐，無助的小蟲，
我落在主慈愛的臂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