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義果
古人說：“君子避三端：武士之鋒端，辯士之舌端，文士之筆端。”這三端之可怕，如果發揮起來，可以害人致死，自不用說。犯武士之怒，他會拔劍而起，血流五步；現今武器進步，武威就更加可怕了，爭城爭地，殺人盈邑盈野，遠比獸類凶猛可怕。說到辯士，縱橫捭闔，舌上可以起風雲；造作戰端，挑撥是非，傳播仇恨等，“用舌頭弄詭詐，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滿口咒罵苦毒。”（羅三：13-14）這是何等醜而惡的一幅圖畫！至於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超人及權力意志謬說，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進化論，影響人類社會，則是不幸的例子。希特勒（Adolf
Hitler, Der Fuhrer， 1889-1945）跡近瘋狂，但他能發表煽動性的演說；他雖算不上個文士，但所寫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成為當世獨裁者的經典；他集辯士文士於一身，利用大眾傳播的工具，得到群眾的支持，利用武士為爪牙，勢力所及，為人類造成浩劫。這真是殘酷的結合！不幸的是，當時的學者，教授，科學家，心理學家，文學家，哲學家，以至神學家，很多人參與他那個造孽集團，是多麼可怪的事！教育的功能在那裏？理性又在哪裏？
但若仔細想想，為非作歹的到底是不是這“三端”呢？不問武士利器有多兇，總不會自動起而殺人；辯士利舌，文士利筆，也都沒有甚麼可怕，沒有甚麼要遠避的理由；可怕的是使用這些的人心。聖經說：
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上帝形像被造的人；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泉源從 一個眼裏能發出甜苦兩樣的水嗎？我的弟兄們！無花果樹能生橄欖嗎？葡萄樹能結無花果嗎？鹹水裏也不能發出甜水來。（雅三：9-12）
你們的爭戰鬥毆，是從那裏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你們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心。（雅四：1, 8）
這樣看來，要叫樹生出好的果子，使人滋養得益，必須正本；要發出甘美的泉水，給人滋潤解渴，必先清源；要作出美好的善行，令人享受愛的扶助造就，必須正心。中國古聖所說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是不對；但是至今天下未平，大道未行；不但國未治，而那些要去治國的人，自己家先未齊，身也不修，可見開始時誠意正心的工夫，不是容易的。
三端出於一源
舌頭本來是該為人使用的，作抒情達意的工具。不幸的事實是人管不了舌頭。語文本來是人類共通的聲音或書寫符號，用以互相交通，促進瞭解；不幸的是卻被用來挑撥分爭，製造仇恨。舌頭的誤用，是“說大話”，成為“火”，“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害死人的毒氣。”（雅三：5，8）中國俗諺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是說到人會以多言而惹禍，是給自己找麻煩；但實際上更大的問題，不該只為自己打算，要想到舌頭會禍害別人，真是禍從口出。
語文既然是連同的，文士造禍人類也是一樣。主耶穌責備文士，就是抄寫並解釋的律法師，說他們假冒為善，“把知識的鑰匙奪了去；自己不進去〔天國〕，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阻擋他們。”（路一一：52）主把對語文的瞭解，稱為“知識的鑰匙”，是十分合宜的。因為語文本身是知識，卻能開啟知識的門，進入知識，使人認識真神。就是在今天，雖然教育已普及了，識字的人很多；但教牧的工作，主要仍在於講解傳揚主的話。但多少時候，人為了得自己的利益，或為了避免困難，要逃脫十字架，寫的講的是討人喜悅的東西，避諱不傳神的旨意，使聖徒得不到造就，這就是阻擋人進天國了。先知指責“文士的假筆舞弄虛假”（耶八：8），使人不能得到屬靈的真智慧與平安，豈不是為禍世人嗎？
爭戰鬥毆是動武，是看得見的暴力行為；惡言和惡文沒有動武的外在行動，卻是有同樣的危險，甚至更是推動暴力暴行的因素。其來源，同是心的問題。因此，聖經告訴我們，要潔淨手和心。這顯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要在神面前痛悔自卑，誠心祈求。
上頭來的智慧
今天教會的問題，是在於要用屬地的智慧，來解決人的問題。從人類的歷史證明，這是沒有用的；從教會中人的專門知識水平，與教會外的人相比，也看不出多大希望。這不是我們的自卑感，而是對自己誠實的客觀評估。更重要的是，這不是屬靈的工作原則。我們是金銀都沒有（參徒三：6），也必須繼續承認“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但雖然是“世上愚拙的，軟弱的，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卻是“蒙召”被上帝“揀選”的（參林前一：26-29）。因此，主所差我們向世界見證的，給世界的，勝過世界的，審判世界的，都是另一個層面；不但是更高的，而且是不同品質，不同標準。也許不信的人，會稱這個是文化上的優越感，甚至自大自傲；但在信的人，是自信和自知。
屬地的智慧，不能傳揚屬天的信息，也不能培養聖徒屬天的靈命，只能帶人歸回埃及的老路子；而這是上帝所禁止的（參申一七：16）。聖徒如果要幫助這個悲慘的世界，必須去改變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所改變。正像醫生是要同情病人，瞭解病人，醫治病人；但不需要使自己去變成病人。要傳揚屬天的信息，必須用屬天的智慧。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 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雅三：17-18）
這“從上頭來的智慧”，與“從上頭來的能力”（路二四：49）意思相同，是“聖靈”的同義字，只是在功能與表現上不同。聖徒在生活的見證上，需要先有“聖靈的更新”（參多三：5）；在用語言的見證上，用文字的見證上，也都需要完全倚賴那屬天的泉源。
“清潔”是悔改歸正離開罪惡；“和平”是“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西一：20）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救法，也沒有別的更新生命之法。一切的新秩序和工作，都是從這裏為起點。有了神與人之間的和平，才有人與人之間的和平。如果放棄了“先有清潔”的原則，而徒自努力掙扎，不會有好的結果。
和平的義果
世界上的和平主義者，不都是基督徒；基督徒也不都是和平主義者。當希特勒的納粹在德國得勢掌權的時候，黷武侵略，要滅絕猶太種族，曾聽到多少基督徒的聲音出來講話？相反的，有人作他的幫兇！不但在當時的德國，就是在世界上別的地方，基督徒的聲音和行動，也是很少。
爭戰是雙方面的事。主張和平的是站在中間，有得罪雙方的可能。“屬地的智慧”是站在一邊，特別是站在勢強的一邊，可能得到現實利益；雖不一定是趁火打劫，至少可以享受“成功者”的快樂。和平主義是常冒著得罪所有的人的危險。這就是主耶穌在工作上的難處：激進好戰的奮銳黨人，嫌祂不夠“愛國”，不肯用祂可以變化餅魚的方術，解決經濟民生，進而稱王革命；希律黨人討厭祂不肯號召人民服從羅馬秩序，祂甚至稱他們的領袖為“狐狸”！因此，祂確定的作少數分子。但我們的主耶穌要我們作“和平之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必稱為上帝的兒子”（參太五：9）。這使命與目標是崇高的，但實際上卻是困難的；不過這是最像基督的，有最大的應許，因為那是最美的理想。
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分裂破碎的世代，人不愁沒有藉口分爭對抗；多麼需要人作和平的工作，作醫治的工作。但放眼四顧，作“和平之子”的人在那裏？今世的“巴拿巴”在那裏？布散分爭的文字多的是；但傳揚和平福音的文字在那裏呢？
托爾斯泰（Leo Tolstoi, Graf， 1828-1910）的信仰，恐怕達不到正統基督教的標準，但他作品關愛疾苦的精神，加上極高精微的藝術表達方式，成為俄國不朽的偉大作品。
在美國文學中，貴格宗（Quaker）以少數受迫害的基督徒，而有輝煌的成就，在思想上有先導作用。十八世紀的悟爾曼（John Woolman，
1720-1772）及十九世紀的惠理（John Greenleaf Whittier， 1807-1892），成為良心的聲音，反對不義的戰爭，而提倡社會公義，並主張廢除奴隸。
司徒懿（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的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
or The Man That Was a Thing），給基督教文學有分改變歷史的書的光榮；被譯成四十餘種文字，影響著全世界萬萬的讀者。其主題完全是基督教信仰，作者自稱是受到神的啟示，看到一個良善的黑奴，受盡鞭打苦待，卻饒恕那虐待他的人們。
這“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不應該只是歷史上的陳跡。因為智慧的來源並沒有涸竭；而現代人類對和平的需要，比歷史上任何的時代更為殷切。但和平文學的作品，遠遠比不上私慾鬥爭戰歌的熱誠。基督徒該盡“勸人與祂〔上帝〕和好的職分”（參林後五：18）。
在中華文化中，常以“和平”為美德。可惜，事實上不是那回事，以和平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倒不多見。這樣，很難深入灌輸在人的思想裏。現代的華人聖徒，應當給中華文化以新的向度，多寫勸人與神和好的作品，就是在個人書信中，也要記得這個主旨；更要在人與人中間，散播和平的種子，消弭仇恨，像聖福蘭西斯（San
Francesco d' Assisi， 1181-1226）一樣。有人說，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慘敗，為禍世界，是因為錯謬的哲學和壞的詩。屬主的文宣士們，要在地上散播愛，用筆寫出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