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宣與文宣配合
語言與文字，本來該是相契合的。但在較早的時代，文字跟語言是分開的；能說話的人儘管是絕大多數，但這多數人卻不識字，能為文的是少數的優越分子。聖經中的“文士”，就是特權階級，負責宣讀解釋聖經，間接的也樹立道德是非的觀念，支配人的思想。在西方，羅馬帝國之後，拉丁文化時期，只有拉丁文是官方語文；但這種文字，多數只有教職人員才能使用，一般人民只會“方言”。這種情形到中世紀後期才逐漸改變，宗教改革和活字印刷機的使用，使各國語文逐漸建立推廣；不過遲至十八世紀，英國的文人還相信，用拉丁文寫作是寫在石上，用本國文字是寫在水上。
在中國，一般老百姓大多數是文盲，使用白話；文人讀的書和寫的詩文，多是用文言，人民大眾並不懂得，所以造成了文人高不可及的形象。直到白話文成為官定語文，教育也普及了，情形才有改變。這樣，語言與文字才大致相合了。
近代大眾傳播發展，電子傳播與文字傳播一同起飛，有助於思想的流通，對於語文的統一也有大貢獻。當然，傳播工具是中性的，並不必爭論其好或壞，這只在於誰控制並使用它。我們知道，電視或無線電播音的稿本，是文字寫成的；其工作人員的思想，是受文字影響，並直接或間接的引用書刊的文字。這都顯示語文的合一運作，有極大的貢獻。
在初世紀教會新約正典寫作的時代，語言與文字是合一的，希臘文可以大致通行。我們可以從保羅致提摩太的書信，看到語文合一運作的指示。
文宣補助言宣
使徒保羅是個聰明的工頭，對於建立基督的教會，有鉅大的貢獻，這是藉著言語和聖靈大能的明證。當他與教會同在的時候，用言語勸勉教導信徒；當他肉身離開他們的時候，為他們代禱，“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羅八： 26），這是超乎言語所能表達的。但保羅還有一個方法，可以使他的工作達到聲音所不能及的地方：
我指望快到你那裹去，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三：14-16）
這種情形，就像建築師在遠方不能親自監督指示工程進行，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作為“施工說明書”，以免工作進行受到影響而停滯。我們可以體會保羅的心情，他亟欲看見教會的進展，一天有一天的新氣象，預期在他自已去到以弗所教會的時侯，喜見面目一新，不復舊觀。這豈不也是每一位神忠心僕人的願望嗎？
但願望不能自己實現，必須加上行動；自己不能參加行動的時候，可叫別人代為執行，這就是行動的延長了。有了這“施工說明書”，提摩太就“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當怎樣行”。
透過文字說明而工作，還有一個好的“副作用”，就是養成領袖，培值他果斷與自己去行的經歷。有過“自己動手作”（Do-It-Yourself）經驗的人，都曉得讀“說明書”的苦處，也能體驗成功的喜樂，並且漸漸建立起信心，知道只要一步步照著去進行，並不怎麼困難，就可把零件組成整體，無用化為有用，願望成為實際。
近年教會中這樣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海外宣道的發展與推行。加拿大人民教會有個史密斯牧師（Oswald Smith），把他實施海外宣道與信心奉獻等經驗，寫成了書。在不同的地方，有些領袖教牧讀到了他的書，以為是可以實行的“工作手冊”，也照樣去作。結果，蔚成世界性的運動，差遣了許多的宣教士，把福音帶到更遠的地方。當然，這不能保證宣教士的品質，和工作的品質。
如果我們迴溯的遠一點，循理運動（Methodist Movement）的成就，可以歸於靈恩與規範的平衡：“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行”（林前一四：40）。他們有許多週全的規章，幾乎可以稱為“說明書派”，但其成就是與此大有關係，是近代教會輝煌的一頁，十年之內，結果百倍。
永生上帝的教會，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這“家”就必須治理得有條有理，才能彰現上帝規律協調的神性。“柱石”和“根基”是不能飄移不定的，必須有確定的規範，這就是文字的功能了。
我們不是說教會該變成僵化的制度和官樣文章；但有確定的規章，人人瞭解而遵行，確是好事。
言宣支援文宣
“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提前四：13）
不問文字宣道多麼有效，書信寫得多麼明暢美好，甚至電話可以傳聲交談，電視可以傳真見形，加上錄音錄影的科技，這些都不能完全代替面對面的聚會，交通團契。因此，文宣需要言宣的幫助。
保羅知道他被聖靈感動所寫的書信，有教導的功能（參帖後三：15），但書信不能單靠傳閱，要在聚會中讀出來。所以他對歌羅西的教會說：“你們念了這書信，便交給老底嘉的教會，叫他們也念；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書信。”（西四：16）
原來今天我們文字宣道的重要方式“印刷”（publish）這個字，是由拉丁文的populus的根源來的，“公眾”與“公佈”都出於同一字源。因此，在聚會中向公眾公開宣讀或宣佈，與藉文字印刷普及於公眾，在目的上是一樣的，只是方法上不同而已。文宣與文宣應該結合，互相依存，而不可分開，是很顯然的。
教會普遍的缺乏文字宣道工作。在西方教會是如此，在華人聖徒中情形更糟。不夠，不普遍，品質不高。但比較說來，文宣對言宣的補助，雖然不夠，言宣對文宣的支持，則更微不足道，並且道之不足，又微小。在聚會中，應該多介紹書刊；有時可以拿一篇一段的書或文章來朗讀，甚至拿一首好的詩來朗誦。我們可能經驗到，一首好的朗誦詩，會使人熱血沸騰，感動人到熱淚縱流，得到很大的造就。當然東扯西拉，雜亂無章的作品，不在此限。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宣讀聖經。
言宣根據文宣
使徒保羅把“宣讀”列為教牧的首要職事。宣讀，是讀聖經，神的話。
在尼希米復國的時代，以色列人“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將律法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面前。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清早到晌午，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讀這律法書；眾民側耳而聽。…以斯拉站在眾民以上，在眾民眼前展開這書；他一展開眾民就都站起來。…他們清清楚楚的念上帝的律法書，講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參尼八：1-8）
這裏說到宣讀的對象，是“聽了能明白的人”；宣讀的方式，是“清清楚楚的念”，當然是用本國話；宣讀之後，加以“講明意思”。這大概是初期教會一般的聚會程序。至於會眾的態度，是虔誠敬畏的；因為他們知道所宣讀的是用文字記錄的神的話，所以會眾都站著，肅立敬聽。
聖經記載主耶穌第一次在會堂的公開宣道，大致也是一樣的程序。祂站著宣讀神的話。“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祂；祂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路四：16-22）這證明祂有意定的經文，所以“找到一處”，絕不是隨意即興展卷。祂站著讀經，然後坐下教訓；一般文士也是這樣作（參太二三：
2）。所有聖經中記載主耶穌的教訓，都是坐下教訓眾人（參路五：3 太五：1）。神的兒子主耶穌在世宣道時，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個可行的榜樣，我們應該效法：在宣讀前好好準備，在宣讀中恭敬肅立聽受。感謝主，現今有的教會仍如此奉行；這是值得提倡的，以神的話為敬拜事奉的中心。
不過在舊約時代和會堂中，只以舊約為聖經神默示的話。但“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提前五：18）這句話，只見於路加福音第十章7節，可見早在保羅的晚年，路加福音已被教會接受為經書的權威，而直接引用（同樣經義見於利一九：13 申二四：15）。同樣的，“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提前四：1-3）是指在新約時代，使徒可以領受像舊約時代先知同樣品質的靈感；因此，也具有類似聖經舊約的權威。
這樣，言宣是在聚會中，直接用言語宣達聖靈感動人寫下的文字。
文宣久逾言宣
明顯的，文字宣道存在的時間，遠較言語為久。保羅口傳的言語教訓，早已不存在，失去了對今代人的影響力量；但他所留下的書面指示，構成了後世所稱的“教牧書信”，造益信徒，作為建立管理神家的規範。年老的保羅寫道：
我兒提摩太啊！我照從前指著你的豫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要守這命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提前一：18 六：14）
這命令，經過長久的年代，藉文字紀錄保存下來，傳達給今代和後世的聖徒，繼續激勵我們，持續那神聖的靈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