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明非淺薄
有人批評晁塞（Geoffrey Chaucer, c.1340-1400）在文學上的毛病之一，是喜歡自衛淵博，在行文上沒有必要；這樣以來，反而顯得淺薄。實在說，這差不多是在發展階段中文人的通病，喜歡雕飾詞藻，到成熟時期，這種現象就改善了。大文豪如莎士比亞，在早期作品中，也不脫這種趨向。因此，用此標準來見察分析，斷定文學作品的時代，是相當準確的。
有些文學作品，堆砌詞藻，看來富麗堂皇；但內容卻空洞，所說得很少。例如：三都賦和兩京賦，有多少人記得？夢筆生花的江郎，所寫的 “別賦”，只有開頭的
“黯然傷魂者唯別而已”，還有人提起。其實，整篇的中心思想，這一句也就說完了。今天為多數人所記憶傳誦的作品名句，都是淺白易懂的。不怕扯得太遠，這原則跟作人也有些相似；偉大的人物都是平易近人的，自我神化，塑造
“偉大崇高”印象的，大都是奸慝之流。想想看，至高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降世為人，作平凡的木匠工作，講說道理時用淺近的比喻，而不是深奧難懂的話。被稱為“學問太大”的使徒保羅，外型是“氣貌不揚”，他“言語粗俗”，卻闡發極高深的三層天的奧秘。因此，文字宣道的原則是：
淺明易讀
耶和華吩咐先知哈巴谷“將這默示明明的寫在板上，使讀的人容易讀。因為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應驗，並不虛謊。雖然遲延，還要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哈二：2-3）這是聖經的原則，傳播神的信息，是以最淺的文字，不以受最高深教育的人為標準。受較低教育的人看懂了，不用說，受高深教育的明得更白。有人翻譯文章，詰屈贅牙，把黑旋風李逵式的對話，弄成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把爽朗的魯智深，變成智深學博的冬烘夫子，如何能收廣傳的效果？有的人講道時雅好賣弄，聽眾說，可以不帶聖經，但用得著帶字典，這就是忽略了“容易”普及的原則了。
在這裏，使我們想起常為人所抱怨的教徒“行話”。例如：神的話，常說成“神的話語”；你是說“話”，還是說“話語”？“我不懂你的話。”是否可以說成“我不懂你的話語”？
有人生病，在教會中作見證，說他“得了醫治”。去看醫生時，說是“醫好了”，“治好了”，甚至說“好了”，大概在寫信時文雅一點，說“痊愈”；甚麼是“得了醫治”？就表面意義來說，是有些人在排隊候看醫生，輪到了你，醫生給你施醫了，治好沒有，並不一定。我們都知道，在教會中的習慣用法，“得醫治”是說“給治好了”。那麼，我們日常說話是怎樣箇說法？
還有一個常用的語詞是“榮耀主”。這似乎也是生硬翻譯的結果。大概我們使用“美麗庭園”時，只是一個斷語，說這個或那個庭園好看，而不會有“使庭園美麗”的意思，否則該說“美化庭園”，或“美化人生”。這雖不大通俗，到底還算通。把“榮耀”從形容詞轉作動詞用，就難像中文了。
這還只是略談到幾個舊有的教徒習用“行話”；現在教會中人，還有努力加多這種“行話”的趨勢。本來這類“行話”應該減到最低限度，不幸，現在是日益加添新的。小學生讀書，遇到生字難字時叫作“攔路虎，，意思是說在那裏給梗住了，行不得也。在大眾傳播來說，這給人故意為難，是給白己為難，收不到預期的傳播效果。所以我們務必提倡“打虎”運動，減除“行話”，使用簡單淺白的語詞，“使讀的人容易讀”。
學文學的人多不喜歡讀者文摘；因為它把不同的文章，泡製成大致一樣的風格，特別是譯本，像是一個人寫的，一個模子鑄的，讀多了易於生厭。但“文摘”的方法或可異議，其對於使“讀者”容易讀，確是作到了。所以儘管有人不喜歡，仍然大有生意。
當然，有些學問是因為我們對那一行不瞭解，基本知識不夠，所以不論寫的人怎樣寫，我們還是覺得難懂。但這是內容本質的問題，不應該是文章體裁的問題。
一般的文章，特別是宣道文字，應該以深入淺出為原則。但“淺”不是“淺薄”；相反的，粗俗淺陋而無意義，是該竭力避免的趨向。有人去聽講道，回來大加抱怨。講員在四十多分鐘包括翻譯的講道中，講了十八個笑話和故事，其中加丈母娘做壽，三個女婿拜壽，其中有個大傻瓜之類，淺薄鄙陋，不但人人聽厭了，並且乏味無意義，只圖收“爆笑”的舞台效果。這種人的享大名，實在是可怪的事。
研究大眾傳播的人認為，為了使傳播對象容易接受而深記，應該把中心信息，濃縮成口號式的警句，最好是編成詩歌，反覆唱誦，會更有幫助。哈巴谷當然末去研究而採用這原則，但卻深合此理。宋尚節先生在聚會中，傳揚的信息簡明，其中心信息又與所唱短歌配合，收效至為宏大。“惟義人因信得生”（哈二：4）的語句，保羅引用在致羅馬人書中（羅一：17），經過了近十五個世紀，馬丁路德在此得了啟示，成為改革運動的旗幟。在哈巴谷書第三章，我們也看見先知用歌唱禱告。
祈禱歌唱
哈巴谷的禱告，是稱說上帝的威嚴可畏，耶和華怒氣的顯明，是與災難有關的，但“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哈三：2）其中用了些自然界與戰爭的意象，這對於當時的人民，已經不算陌生；“我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哈三：16）語意是極清楚的，不含混的；信息是驚人的，使人激醒；但發言者的態度，是奇妙的鎮靜，這就是信靠的具體表現了。
這禱告歌中也使用了農牧的意喻，對今天的我們，住在都市中，不是最熟習的；但對於當時他周圍的人，是再顯明不過了，容易理解，不會誤意：“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効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哈三：17-19）他又說，耶和華“發怒氣責打列國，如同打糧。”（哈三：12）這與詩篇第一篇及第二篇的意喻，又相似了。在那時邪地的人，幾乎沒有人不明白的，這是文字宣道的好榜樣。
我們現代信徒，為了受禮儀和程序的支配，把祈禱和唱歌清楚的分開了。但這是否絕對的必要？至少在文字宣道基點上來看，是沒有不可和合的。
我們說過，不是以淺為尚，高明處在於深入淺出。但如何“深入”呢？
儆醒守望
哈巴谷說：“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耶和華對我說甚麼話，我可用甚麼話向他訴冤。”（哈二：1）
要有屬天的信息，才可以供應時代的需要；這才是本質與內容的問題。當然，風格是要講求的；雖然好文章不一定是由神來的靈感，但滿紙別字思路不清的作品，一定不是由神來的。理由很簡單，神是真理，神沒有錯誤，所以錯訛背理的東西，儘管其作者誇稱是神的啟示，儘可不理它。要記住：神的啟示是超理性的，但絕不是反理性的。
屬天的信息是“耶和華的話”。哈巴谷“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才可以得到這信息。可惜，今天人的耳朵眼睛，為物質慾望所蔽塞，聽不見神的話；這就是以利時代“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參撒上三：1）的原因。人不殷勤尋找專心求索怎能得到真智慧呢？（參箴八：12-17）人如果注向罪惡，人如果只想法維持一個機構，一個宗教外殼，就不免忙於奉迎人，忙於找財源，結果呢，難免在與罪惡合流，在信仰上妥協。因此，他只能聽肚腹的聲音，成了“心為形役”，這與上帝的使者和僕人相去甚遠！
作守望的工作，是站在高處，視線不受地上的事物阻礙，注視著遠處；一見到敵人來到的警兆，就警告城內自己的人，起而防禦，免得毀滅災難臨到。今天的聖徒，也該有這樣的負擔，知道時代的危急，不能安逸無慮，不能隨從世界的人，貪圖肉體的享受，以自己作“優胚”（Yuppie）為滿足；需知世人正在沒有指望沒有方向中，走向沉淪滅亡。哈巴谷在望樓禱告，才可以看見這世代的需要；他要聽神的話，也要為人向神說話。如果我們有這種使命感，緊急感，我們的生活就會不同，信息也就不同。彼得在海面上行走，信主耶穌的應許，往祂那裏去；但看見風浪甚大，信心軟弱，就往下沉去；在那時，為了求救命，他喊著說：“主啊，救我！”（參太一四：22-30）這是最簡明有力的信息，沒有繁文縟節，沒有修飾的詞句。我們若看見別人要滅亡，也該使用同樣簡明的詞句，使人容易懂，不會誤意，立即明白：“小心危險！”這不正是神的忠僕如慕迪，宋尚節等人的信息模式嗎？
在中世紀的教會，在聚會中使用拉丁語文，除了受過教育的人以外，一般民眾並不了解其中奧妙，所以對聖經真理無法知曉。以至到了十六世紀的英國，文學家章生（Ben
Johnson）
違警被逮捕，他自稱是教職人員，不受民事法庭管轄，應屬教會法庭範圍。為了證明他的身份，警方叫他讀一段自己並不懂的拉丁文，然後放他走了。教會以不普遍應用的語文，以求普及福音，在今天看來是可異矛盾的事；但這事實竟存在了逾一千年之久！
約翰．威克利夫（c.1330-1384）為了使一般平民可以瞭解接受神的話，在英國提倡以英語方言講道；枕且於晚年把聖經譯成英文（中古英文）。這是合於簡明平易，“使讀的人容易讀”的原則，對於傳播福音信息，大有幫助。所以威克利夫被稱為“改教運動的晨星”。到馬丁路德領導改革宗教，他把聖經譯成德文，以便廣博。他雖是大有學問，教授修辭學的博士，但在譯文上力求通俗；其影響所及，奠定了日後標準德文的基礎。
羅香林教授稱讚中譯聖經的“刊落華茂，獨宗質樸”，以至“大都鄉曲，時時講唱；搢紳先生，閻比婦孺，多能心悅口誦，耳熟默記。”這自然是簡淺易明的效果。但他更能看出其“大巧若拙”，與莊嚴可敬的高越品質，顯明是至高神賜給世人的救恩信息。（見劉翼凌：聖經與修辭學，羅序）因此，提倡中國白話運動的周作人，胡適等人，都推崇聖經是白話文的典範之作。
中文是世界上最普遍，最多人使用的語文。要把主恩惠福音傳遍萬民，非使用文字不可，而更非使用中文不可。可惜，現在連自稱愛華人的人，甚至於黑髮黃膚的華人，也都忽略華文；因為華文的“現金價值”不高，沒有好行情。還華文都不屑不肯下工夫搞好，就不明白華人的語文和思想，還說甚麼“愛中華”！在華人聖徒中，不少人有先知哈巴谷的心志，為中華歸主禱告守望；更要學好華文，寫出好而簡明的道地華文，奉獻為文宣聖工，寫出主的信息，“使讀的人容易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