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注釋

　　人類學家發現，在有些原始部族中，他們不同語言的族名，譯出來卻是同樣的意義，就是 “人”的意思。原來這些小部族有個共同的想法，以為唯有自己部族是 “人”！當然，在他們的思想中，他們的語言，也就是惟一的語言了；至少在跟別的種族往來之前，他們的思想是這樣的。但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越不堅持這種看法。
　　許多種族都愛他們自己的語文，認為他們的語文最優越。但這樣聲稱的人越多起來，達到共同結論的希望也就越渺茫。我們使用中文的人，也喜歡喜稱揚中文好，中華文化悠久光大；因為中文是世界上最多人用的文字。語文的功能既是表達思想，以使思想交流，當然使用的人越多，其可能發生的作用也越大，這就是好了。以宣揚福音的可能效用來說，中文也是效用最大。
　　但無論如何，生在巴別文化以後的人（參創一一：1-9），要使思想交流更遠更廣，必須承認在自己的語文之外，還有別的語文，那就需要翻譯了。作文字宣道工作，很顯然的，翻譯佔很重要的地位。
　　聖經中的但以理，可以作為翻譯人員的榜樣。

　　　　翻譯的準備

　　在猶大王約雅敬年間，但以理被尼布甲尼撒王擄到巴比倫。這是上帝的旨意，預備成就祂的旨意，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作翻譯的聖工。
一．適當文化環境：但以理是以色列人宗室貴胄中，被擄到巴比倫去的少年人。在那異邦的環境中，他可以融合在他們中間，徹底了解他們的文化思想。在聖經中特出的領袖們，神所揀選的器皿，為世人預備救恩的，神都本乎祂的預知預定，安排最合宜的訓練環境。這是最確定的方法，知道神的呼召。約瑟被賣到埃及；摩西被法老女兒收養，長大在王宮；尼希米到波斯；但以理被擄去巴比倫；都是神所安排最合宜的環境，使他們從幼年熟習不同的文化。今天華人難民流寓全世界，正是學習適應各國文化的好機會，可能是神使華人從文化的衝激，認識福音的使命。
二．精擅不同語文：“王吩咐…從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貴胄中，帶進幾個人來，就是年少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足能侍立在王宮裏的，要教他們迦勒底的文字言語。…滿了三年。”（但一：3-5）作翻譯工作的人，至少要兼通所譯的和譯成的文字。馬丁路德斥罵謔弄批評他德文聖經譯本的人，認為他們對語文瞭解不夠。約瑟的埃及語文程度，不但足使埃及人瞭解，甚至他的弟兄們聽不出來（參創四二：23）。摩西的語文程度，可以使他被認作標準的埃及人（參出三：19），可以在法老和希伯來人中間往返，傳達神的信息。保羅可以在雅典向希臘人講道，並且引用希臘文學作品，得心應手，用希臘文寫作。今天我們向華人傳福音，如果還需要人傳譯，那又成何體統！同時，我們要注意學習外文的認真態度。但以理以有智慧著稱（參結二八：3），“知識聰明俱備”，而且更在少年，尚且要用三年的時間，在王宮勤勉學習；如果以為只要每週上二小時課，混上一年，或去外國住了半載，便以語文專家自居，真是太過輕易了，近乎騙小孩子。不論你說怎箇屬靈，怎樣有神差遣的真憑實據，還是要在語文上好好下功夫。
三．通達各樣學問：語文是傳播的媒介工具，可以使人知道怎麼說怎麼寫，但還要有內容，說甚麼，寫甚麼。神的僕人不該以學問驕人，今代的學問浩瀚，也沒有人可以俱通俱備；但應有基本的知識，可以不輕易被人欺騙，不至鬧出笑話。千萬不要以無知識，反知識為屬靈；雖然知識學問跟屬靈不是一回事。
四．有神賜的智慧：人的努力和人的學問之外，更要有神賜的智慧，才足以擔負神的使命。“神在各樣文字學問上，賜給他們聰明知識。”（但一：17）因為神是眾光之父，智慧之源。（參雅一：5，17）在翻譯中，有時翻查字典，搜索詞句，始終難找到適切的譯文；轉向神虔誠祈禱，就可得到音義俱佳的迻譯。
五．另有一個心志：“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飲的酒，玷污自己。”（但一：8）但以理的處世，在於善用“不”字。約書亞和迦勒，告訴以色列民“不要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迦南〕的居民。”（參民一四：9）路得對婆婆拿俄米說：“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參得一：16）這都是另有一個心志，與眾不同的人，得著特別的福分。但以理立志持守聖潔，不染世俗罪污，才能得著聖善智慧之靈的做示。因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九：10）而“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箴八：13）如果有生命生活不聖潔的人，自稱得了“啟示”，什九是大有問題的。如果這種人從事翻譯工作，縱然他妙手能文，但有繡口而無錦心，到與個人利害攸關的時候，可能曲解謬譯，可以婉轉迴避，違背原意，自然難稱信譯。更糟糕的是，明明是曲譯，訛譯，卻要說是原作者的話，等於偽造假託，實在是不誠實的事。寫文章的內容好壞，功過都歸自己；翻譯卻有可能弄奸取巧，使人受過，自己居功。因此，我主張唯有誠實正直的人，可以作好的翻譯工作。這看來似乎是“文如其人”一元論老生常談，但在屬靈的事工上，是非常真實的。

　　　　翻譯的實際

　　但以理在老年的時候，作過一次很出色的翻譯工作。巴比倫末代的王伯沙撒，設擺盛筵，與臣僕群飲；在酒酣興高的時候，“吩咐人將他父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銀器皿拿來，王與大臣皇后妃繽，好用這器皿飲酒”，並且歸榮耀給他們的偶像。“當時忽然有人的指頭顯出，在王宮與燈台相對的粉牆上寫字。王看見寫字的指頭，就變了臉色，心意驚惶，腰骨好像脫節，雙膝彼此相碰。”（但五：1-6）這真是驚人之筆，也真是大煞風景。，王和皇臣驚惶無措，還是太后舉薦但以理，因“他裏頭有美好的靈性，又有知識聰明，”“他裏頭有聖神的靈，…心中光明，又有聰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參但五：10-12）於是，但以理被召到王和眾臣面前。神自己是作者，但以理作譯者。這樣的重要翻譯工作，非但以理這樣的人不能擔任。因為惟有“屬靈的人”有“從上帝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上帝開恩賜給我們的事。”（參林前二：10-16）但以理的翻譯：

所寫的文字是：“彌尼，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講解是這樣：“彌尼”，就是上帝已經數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提客勒”，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襄裏顯出你的虧欠；“昆勒斯”，就　是你的國分裂，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但五：25-27）

　　在這裏，引起我們思想翻譯上有關“直譯”與“意譯”的問題。如果直譯成“衡量，天平，分開”，而不用意譯，粉牆上的寫字，恐怕是徒勞無功，難以收到豫言見證的效果。有但以理的翻譯，才使意義顯明，“被稱在天平裏顯出虧欠”，也成為一般通行的語句。
　　馬丁路德的譯筆高妙。他在“論翻譯”文中，根據他自己把聖經譯成德文的經驗，說他經常以“純粹和清晰”為原則；有時會為了探求一個適切的字，而花上數週的時間，卻一無所得。但在另一方面，他謹守忠於原文，並不輕易忽視字面的意義，甚至有時不得不寧願破壞德文，而不願與字面分離。他認為“翻譯不是人人都能從事的一種文藝；它需要一顆真正虔誠的，信實的，勤勉的，敬畏上帝的心。因此我認為一個虛偽的基督徒，或激烈份子，不能作為一個信實的翻譯者。”（見湯毅仁譯：“論翻譯”載路德選集下，輔僑。98-99頁。）
　　華人講到翻譯，至今還有人常提起嚴幾道的“信，達，雅”三原則。這當然是內行人的最高理想，但只有外行人才去刻意吹求，因為實行起來很難。有過翻譯經驗的人都曉得，翻譯不是由一個字或詞，對譯成另一個字或詞，而是要引入另一種文化或思想。每有一字多義的，在譯文中不得不勉強取一種意義，而減其豐富。至於“雅”的標準，固然可因人而異，連甚麼是“達”也很難界定。而如果本來不“雅”的，勉強譯成“雅”，則不能“信”了。紅樓夢中的薛蟠，水滸傳中的李逵，從骨于子裏就不是“雅”人；如果譯者使薛二爺之言如孔子，李逵會“話不投機，拂袖而去”，那簡直是“殺”人物的暴行，而另作鑄型。馬克吐溫就是馬克吐溫，絕不應該譯成密爾頓的長詩莊嚴雄渾的拉丁文風格。桐城派夫子文體再高妙，也難把辣伯萊（Francois Rabelais，C.1494-1533）的諷刺文章譯得傳神。就是嚴老先生自己的譯作，也“不能達到他所懸的標準。別的不說，“天演論”一詞誰還中意？豈不是因為不適者不存，天然淘汰了，由“進化論”取而代之？“群學肆言”與“社會學概論”比較，哪一個更“達”？
　　至於譯詩，更是難上加難。有人說，詩要譯得好，譯者要比作者是更偉大的詩人。這話看似誇張，其實還是低估了譯詩之難。詩的“頭拙韻”（Alliteration），及“腳韻”（Rhyme），已幾乎不可能譯成另一種語文，若遇到變異的詩體，如希伯來文詩中的“字母詩”，中文的迴文璇璣，英文的“顛倒綴文”（Anagram），使“形象詩”，都是難死譯者的絕活；就是較常見的“複義雋語”（Pun），對於釋者也是頭痛的問題。好在這些都是有關技巧的，對於詩文的意境影響還不甚大。章生（Ben Jonson）說得好，詩不能譯，可以保存語文。也許頗有道理。
　　好在還有可以補翻譯之不足的，是使用注釋的方法。

　　　　注釋補翻譯

　　但以理是個好的翻譯人。他不但譯文字，還能譯釋夢象。他曾為尼布尼甲撒王譯出“大像”的夢（參但二：），然後加以講解，指出金銀銅鐵四國度的興替相繼，並且清楚指出“必存到永遠”的第五國度（參但二：36-45）。又一次為王講解“大樹”被砍伐的異夢，並且對王勸勉。（參但四：）這都是注解的功能，是與翻譯關連的工作。
　　在為伯沙撒王譯出王宮粉牆上神指頭所寫的文字時，但以理的注解使文字的意義顯明得多；並且利用注解的機會，彷彿寫了一篇“跋”，或是“譯者序”，對王大加警告勸勉（參但五：17-28）。
　　中文和合譯本裏，夾注的小字，是為了使原文的意思更清楚，或加上另譯。在英文譯本中，則有好多種加注釋本。
　　廷岱爾（William Tyndale, 1492-1536），在一五二五年由英國東渡歐洲大陸時，改教運動的火焰初燃，他也只是三十剛出頭的人。他專心致力將聖經由原文譯成現代英文；加上別的人協力繼成，在一五六○年出版了日內瓦聖經。據與莎士比亞齊名同代的章生（Ben Jonson, c.1573-1637）說，莎氏只是略識拉丁文，更少識希臘文；故依蕭伯納的說法，莎氏可列入“文盲”（依當時標準）。因此，他所讀的是日內瓦英譯聖經。由於沒有受過正式的學院教育，日內瓦聖經的注解，可能對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更不用說當代及後代的清教徒，越洋遠播美國，且延綿及於遠代。
　　英王雅各一世（King James I），於一六○四年在漢浦屯宮（Hampton Court）召開神學會議。由於他自命通曉神學，也參與論辯。他痛詆日內瓦聖經是最壞的聖經譯本，因為其中的注解大不對他的口胃。在出埃及第一章21節：“收生婆因為敬畏神，神便叫他們成立家室。”日內瓦聖經注說，在王的命令與神的旨意違背的時候，順從神違背王的命令是應當的。（一六一一年出版的欽定本KJV聖經，與日內瓦聖經譯文差不甚遠，只是沒有注解。）王怕聖經注解會使人民造反，－－他的懼怕並非無因－－可見注解的重要了。

　　　　譯解與不解

　　但以理是翻譯注解人員最好的榜樣。因為他
一．不自傲：翻譯的人往往有種錯覺，以為自己跟原作者一樣高明，甚至更偉大。這是要不得的虛驕；」一有這種危險的趨向，就難免另行製造，或添油加醬，不是信實之作了。在應召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夢時，但以理沒有視此為炫耀學問的機會，升官發財的階梯，卻先說：“至於那奧秘的事顯明給我，並非因我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夢的講解，和心裏的思念。”（但二：30）他這是說，自己不過是神使用的工具，是一把開啟金庫的鐵鑰匙。可惜有些翻譯的人，不久自大起來。從事翻譯的文宣士啊！切記，不求自己的榮耀。
二．求譯解：但以理告訴他的同伴，要他們同心禱告，“祈求天上的神施憐憫，將這奧秘的事指明。”（但二：17-18）證明智慧不是出於自己，是神賜的。就是到了年老成熟，功成名就，見到耶和華所定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參但九：1-2），他還是不敢自足。見了異象，但以理“專心求明白”“又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但一○：12）。從事翻譯的人，對疑難的事須要著心查考尋求，更要在神面前尋求，萬不可草率行事。有人把銀河（Milky Way）譯成“牛奶道”；把“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譯為“酒是好的，肉卻不成”，都是率爾操觚的結果。
三．不曲解：作翻譯的人，常為本國的人所鄙視厭惡。因為工作上與洋人接觸，而那些人多是老闆，使他們養成了“買辦”性型，雖然是聰明伶俐，但唯唯諾諾，是沒有骨頭的西崽酒保，不敢講得罪主人的話。因此，他所譯的東西，不但無足觀，也不可信；因為他慣於使用軟化，沖淡的技巧。我記得有一次聚會，講員大有能力的說：“悔改！回轉！”旁邊站的那位譯員，卻斯文的譯作：“改變意念吧！請轉回來！”那就只好全靠神的恩典了。英明睿智的尼布甲尼撒王在宣召但以理解夢的時候，可能預感其夢之不祥，先告訴但以理“不要因夢和夢的講解驚惶。”（參但四：19）這是勸勉他直言無隱。當然，但以理對尼布甲尼撒王和伯沙撒王，都保持神僕人和使者的尊嚴，作了正確的譯達信息。這還用得說嗎？骨頭硬到敢違背王，甘被丟下獅坑的人，那會曲言討人喜悅呢？
　　華人文化悠久，喜歡用“婉辭”，以避諱不祥的凶詞。特別是諱言“死”字，而用別的詞代替。如：“山陵崩”是說大人物如帝后之類，死得驚天動地；“不祿”是說死了再也不能支領薪俸了；“卒”是說死是個結束，完了；也可以說“逝世”是說去了；“大行”是說去了不再回來了。這就比“死”字溫雅得多了。又如貪污是不雅的字，叫作“簠簋不飾”，表明受了賄賂，作不好祭祀的事，有人叫作“冰炭敬”，表明消解不同意見；俗語叫“送紅包”，都比賄賂好聽，受之者良心比較受用，不損其唱愛國之高調。但從事譯事的，可以不必太客氣，而且也怪為難的去找相對待的好聽話。同時，為了討人喜歡而用好詞兒，成了“曲譯”，也是要不得的。
四．不強解：今代人喜歡解說豫言，但不喜歡“不知為不知”，好像個全明白，連不知道的閉口不言都不肯，是個很可怕的現象，很容易為虛假的靈所乘。但以理說到“要將這異象封住”（但八：26），又被囑咐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參但一二：4, 9）。上帝所定的時候，上帝的智慧，原不是要都給人知道，而且也有些不是人所能理解的。因此，使徒教訓人要防備有人“強解”（參彼後三：16-17），恐怕被那些強解的惡人的錯謬誘惑而墜落。
　　大概很少有別的語文，像中文一樣，有豐富的字眼兒，可以隨作者譯者的愛憎而更換選用，卻標示著善與惡。當然，這種標示有時是頗可爭議的。例如：“侵略戰”與“防禦戰”是對比的，都是中性字，說明戰爭的性質；但在中文裏，我們挨敵人打叫被“侵略”；反過來我們侵略別人時，則用“征伐”“聲討”等好字眼兒。“篡弒”，“背叛”，“造反”，是惡意字眼，大部份是用來講失敗的人；“起義”，“革命”，“天討”，則是好字眼，但講的完全是同樣的事。“軍閥”自然是用來稱呼不喜歡的人，那就不用說了。好像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說過：“走私的人，只是走私失敗的人。”所以譯者在文字上玩曲譯曲解的把戲，是常有的事，可以改變作者的原意，而作者或譯文讀者卻被蒙在鼓裏。這就是在字裏行間的“夾帶走私”。有的人在譯名上弄手腳，表示其情感上的愛憎；把印度人愛戴的領袖Nehru譯為“泥黑虜”，好像再沒有更好的方法表現自己的幼稚和缺乏風度一樣。這是“曲譯”的例子，和古時漢人侮辱少數民族，稱他們為“猺”“貊”，把人視為畜牲，真有“異曲”同工之羞。
　　說到譯名，我們要承認上一世紀的人譯得很典雅合宜。例如：英吉利，法蘭西，美利堅，德意志等，似是還隱含其國家之特性。看新近的譯名，我們可以有理由慨歎今不如昔了。如：尼加拉瓜，瓜地馬拉或危地馬拉，如果這些小國的人也懂中文，也可以抗議，他們將作何感想，作何反應！這簡直是半文盲買辦官僚的手筆，真是有損國體，足以表示華人的可憐。
　　如果說到中文和合譯本聖經的翻譯的高明，可稱可說的就太多了，非有卷帙浩繁的專書不可。現在且簡略的說到譯名之妙。梁發譯主的聖名為“爺火華”，顯示神是天老爺，忌邪的神，是烈火，是威嚴的主宰；我們現用的聖經則譯為“耶和華”，“耶”與“爺”古時通用同義，是生命來源，但文雅得多，“和”是“和愛”，“和平”，“華”是威嚴榮美。“耶穌”是表明神的兒子賜生命，“穌”與“蘇”同，是“后來其蘇”的意思，使人得救恩。至於“基督”，“基”是根基，“督”是監督，督率的意思；祂是基石，又是頂石，是初也是終，是至高的王。又加“大衛”，有譯本作“大闢”，固然表示是開闢以色列歷史第一個合神心意的王，但音近“大辟”之刑，“大衛”就好得多。猶大最後的王譯為“西底家”，不解自明。其他人名地名，大都譯得典雅合宜，而饒有意義，所以一般刊物文籍書冊，加以採用，而約定俗成，就是好譯作的證明。像羅馬教聖經的譯名，保羅譯成“保祿”，彼得譯為“伯多祿”或“伯鐸祿”，不但庸俗，更顯示其作官掌權的思想，叫人不屑一顧。
　　當然，和合本譯名中也有不理想的。如：女子譯名“以利沙伯”，寧譯“伊麗沙白”；老夫子譯名“尼哥底母”，不妨改為“尼哥德謨”。兩個女人“友阿爹和循都基”（腓四：2）等次要人名，改“猶阿嫡”和“荀都琪”自無不可。

　　翻譯和注解是文宣聖工的重要部份。中文既是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語文，華人聖徒的任務，也相對的越重越大。特別是在這末世，大眾傳播的技藝進步，“多人來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識增長”（參但一二：4），翻譯注釋益加重要。過去的歷史證明，譯文介紹思想，改變了歷史，今後必更如此。我們應該忠心信實，不要誤譯作釋；要光明磊落，正確的傳神譯意。當效法但以理，在這工作上盡忠，作得好，作得合主心意，也同有分於主對但以理的應許：“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但一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