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王的遺產
謀略和知識的美事，我豈沒有寫給你嗎？
箴言第二十二章20節
所羅門王的智慧，是空前的廣大，如果不是有主耶穌晚來比他更大，也可算是絕後的高深。在實用上的表現，是他重視文字記錄，把智慧的言語寫下來。古時的帝王，多只注重武功治術，不少是不識字的，視文章為文士的事；像大衛和所羅門這樣的詩中帝王，是很不多見的。
所羅門的寫作，不僅是人的智慧，更是出於聖靈的啟示，他稱之為“謀略和知識的美事”。照我們常用的話，知識是體，謀略是用；知識是學，謀略是術。不學無術固然不好，不學有術更是件不幸的事；惟有學有術最為理想。知識是真理，謀略是應用真理的建議。
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C.）和柏拉圖（Plato 428-348 B.C.）等哲學家，連對於知識的定義也沒有把握，歷代來連“認識自己”的目標，也未曾達成。但在他們以前六七個世紀的所羅門，早已寫下知識和謀略的箴言；而且在書中指向智慧的泉源，主耶穌基督。箴言的內容，是重於實用的，可說是以屬靈的經驗和教訓，闡明真理。
語錄的體裁
在近代中國文學中，似乎缺乏獨白，對話，和語錄三種體裁的作品。這都是適合於表達性靈智慧的方式；而語錄體雖需要洗鍊的語法，高卓的思想，但不需要謹嚴的佈局，只要把晶瑩的智慧語句綴合在一起即可。這樣，不論在甚麼時候，只要默想觀察有得，就可以寫下來；有時也可以從讀書中得到啟發，對人會有很大幫助。
與語錄類似的，有小品散文，或散文詩。其好處也是興來起筆，興盡即至，寫出自己心中的感受，而舒卷自如，不受甚麼限制。但我感覺這比較適合於少青年人。而語錄更適合於成熟的老年人執筆。
至於每個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體，是另一個文化所不具有的；別的民族也無從摹仿。我們無法摹仿希伯來文詩的句型，但也可以用類似的句法。例如：第一句與第二句意思相對；或第二句是首句意思的重複，增補或延長；或第三句及第四句，與第一句及第二句相對。當然，我們可以只取類似的意思，而不注重外型的表現方法。
知識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箴一：7）。相信神的話就是真理，可以在實行上得到證明，那是真知識。
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在少年時代，認為基督教是無望的簡單，不適合於有文化的人。但在三八六年，他悔改歸主，認識基督之後，承認“因信得知”，是唯一真理的道路。
巴斯克（Blaise Pascal, 1623-1662）是法國不世出的天才，在不到二十年的成年歲月裏，他在數學，物理，哲學，神學和文學上，都有光輝非凡的成績。在一六五四年十一月二三日夜間，主在荊棘火焰中向他顯現，宣告：“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不是哲學家和學者的神！”（參出三：6，太二二：32）他承認，若不是靠著恩典，人不能脫離可憐的境地，難以達到真理與至善。在巴斯克的身上，看見了科學因著宗教的信仰而更光大。
只有得著主耶穌基督，才是知識的泉源，因為祂是真理。在箴言中，祂是“智慧”的化身：
我智慧以靈明為居所，
又尋得知識和謀略。…
我有謀略和真知識；
我乃聰明，我有能力。（箴八：12,14）
典型的語錄體，在箴言第十章至二十九章。雖然不是每句都提到主的聖名，但涵蘊著把敬畏主的真知識，運用在日常的生活上。只要相信主，認識主，以主的話為真理，為真知識，人的世界觀就會改變。世界上各樣的理論，在紛出雜陳，變來變去，這是他們沒有真理知識的明證；如果找到唯一無誤的真理，也就不用時變刻遷了。但聖經是歷久恆新的唯一無誤真理。
今天基督徒的問題，在於對基督沒有這份信心，而在聖經以外尋求知識的標準，把虛謊的當作真實，原因是錯在起點上。不少基督教的文學，也是從沒有確定知識的立場出發，想要引人歸信基督，那裏會有效果！
謀略
謀略不僅指戰爭中的戰略戰術，而是泛指生活的藝術。用另一種說法，如果我們以基督徒的整個生活就是戰爭，是要敵擋魔鬼的詭計，是要救回被撒但擄掠的人歸於基督，那麼以“謀略”為用於戰爭的智謀方略，也無不可了。因為戰爭不僅限於前線的搏鬥，更包括一切使敵對意志屈服，順從基督（參林後一○：4-5）；文字聖工也在這整體的行動中有份。這是說，在生活上，工作上，要把基督的生命表現出來，侵徹於整個文化中，使人認識主耶穌。
但我們要審慎分辨，不是一切文化模式，都與基督的真理有關。有一位本來在美國受教育的牧師，工作一些年後，再回美國進修。他發現所在的那間神學院中，正在熱烈的把心理當作道理，名為基督教輔導，實在是新潮文化模造，與他的事奉“東轅西轍”，覺得配合不上，結果把進修改為退修。
記得在十幾年前，有些教牧為了男孩子的長髮潮流大傷惱筋，幾乎要動剿“髮匪”！豈不知這是舊流，不是新潮。在中國，還不到一百年前，大清帝國男人就蓄辮子；而四百年前，明朝以上都留全髮。在西方，密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在失樂園（Paradise Lost）中說，男人留短髮，長只及肩頭；女人長髮，直到腰部。當然，密爾頓是個清教徒。而保羅的時代，男人也不會有我們現時的短髮型式。教會中現在多數既不“親嘴問安”，又不“彼此洗腳”，難道是信仰上的墮落？把文化與信仰混淆，使人莫知適從。
“謀略”是教訓我們怎樣作戰，也教訓我們怎樣生活。從這生活的模式上，使主的旗幟被高舉，使主的名得榮耀，為主打美好勝仗。在箴言書中，有時只講到一些生活的規範，不多提到主的聖名，似乎與信仰無關；但如果審視思想，發現那正是對主的信仰的實踐。反過來說，如果滿口妄稱神的名，生活卻與這些原則相背的，那不止是生活的問題，而是嚴重的信仰問題。
曾有人批評王明道的“基督徒處世格言”，只在開頭有一個“神”字，結尾有一個“主”字。但請看：
以敬畏神為主身之基，
以愛鄰舍為處世之法。…
處處為別人著想，
事事求榮耀主名。
這豈不是包括了信仰與生活的精義？而“處世格言”，由於立身精神，豈不是基督徒的見證？當然，在這裏無法從頭詳說十字架的救恩，認罪悔改，重生得救，聖靈充滿等靈訓，也沒有三位一體，道成向身，復活，再來等教義；因為那根本就不是“教義問答”，而是“處世格言”。這豈不是正對嗎？
同樣的，箴言書裏所講的，多是倫理的問題，處世的智慧。而王明道先生的“處世格言”，正是箴言的縮型。
我不是說任何人可以續寫箴言，或是續寫聖經中任何一部份。任何人也不能。我只是說，在華人基督徒文學中，特別缺乏講到倫理的語錄之類，而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不信的人，
對我們的預定論或自由意志，並不大留心，對於千禧年前或千禧年後，也無多大興趣；他們所注意的，是信徒的言行：某教徒虛報所得稅，某人走私漏稅被查到，貪污舞弊被檢控等，成為人攻訐的口實。信徒不為別人著想，不求主的名得榮耀，正是信仰的問題。不問他對教會被提講得多動聽，“倘若那惡僕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參太二四：48-49），雖然口裏不否認主必再來，但行動錯誤，是由於他心裏的信仰有了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生活的“謀略”或藝術，是真理知識的外在表現。箴言就是基督作光作鹽的說明（參太五：13-16），是先於基督的登山寶訓豫影。
盼望華人基督徒，寫成“謀略和知識”的語錄，並且師長以示生徒，家長以教子弟，教牧以訓會眾，肢體相飭相勉。保羅向以弗所的長老說：“上帝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參徒二○：27）你是否也能說：“我豈沒有寫給你嗎？”